文 | 音乐先声，作者 | 朋朋，编辑 | 范志辉

2024年走到尾声，数字音乐也走过高歌猛进的一年。

过去一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有预测显示，2024年全球数字音乐市场增长率预估为13.23%。同时，AI音乐生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众市场，Suno、Udio、天工SkyMusic等让音乐创作愈加手到擒来；《黑神话·悟空》迅速打开国际市场，让行业见证了“音乐+游戏”的无限可能。

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当我们惊喜于行业的潜力与发展时，不能否认，数字音乐市场的高歌猛进，并没有让版权方同步分享应有的红利，音乐版权收益分配不合理、数据黑箱、洗歌抄袭等痼疾造成了数字音乐产业的结构性问题，行业中也有相当多的声音来探询治理之道。

在年终盘点时刻，我们希望能在热潮之中反其道而行之，聊一聊“行业旧账”。

收益分配倒挂，如何更公平地分蛋糕？

时至如今，受制于历史原因和现实问题，数字音乐行业版图中的版权利益分配问题，依旧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今年3月21日，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发布了《2024年全球音乐报告》。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录制音乐收入连续第九年增长，增幅 10.2%，达到 286 亿美元。其中流媒体占总收入的67.3%。这意味着，尽管音乐流媒体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然成为过去，但流媒体仍是市场增长的最大驱动力。

但在看似繁荣的市场下，版权方、音乐人却并未获得合理的时代红利。

按国际市场的经验来看，现阶段数字音乐市场音乐人的版权收入占比理论上为30%，但是从整个数字音乐产业规模来说，国内音乐人的版权费实际上占比不足10%，且平台投资的唱片公司和普通唱片公司之间，结算条件往往相差数倍，更遑论两者之间还有流量资源配比上的巨大差异。

换句话说，在同样的音乐创作与传播环境下，国内音乐人从作品中所能够获取的收益比例相对更低。在整个行业的利益蛋糕划分中，唱片公司内部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平台体系之外的普通唱片公司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收入结构健康程度方面存在的明显的结构性问题。

这种差距反映出我国数字音乐行业在利益分配机制上的深层次的问题。“我国数字音乐版权生态属于‘生产秩序依赖型’，而非‘责任秩序依赖型’。”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副秘书长赵一洲在“数字音乐市场的版权保护困境与实践出路”线上沙龙上总结道，“面临的法律‘归责’问题实际上是小于利益‘分配’问题的。”本质上，就是强大的传播平台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不可撼动的数字音乐领导地位，平台一切以商业利益为前提，自然治理起来就缺乏产业的合力。

对于当下数字音乐行业中利益分配倒挂的状况，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兼总干事周亚平指出，传播渠道的垄断不仅牺牲了音乐人的利益，还让整个行业中中尾部唱片公司收到歧视性待遇，无法获得足够的传播流量资源与合理的版权收益结算。

然而，音乐作品能够产生的总收益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

当传播渠道拿走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后，留给音乐内容方的部分自然就被大幅压缩。长此以往，必然会打击音乐人的创作热情，导致行业内优秀原创作品的产出量受到影响，不利于整个数字音乐行业生态的良性循环。

所以说，清晰地区分“流量”与“质量”，并给予好音乐更多崭露头角的机遇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回报，已经成为音乐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要想妥善解决收益倒挂这一棘手难题，则迫切需要行业组织、企业以及政府等多方主体携手合作，共同发力。

在流媒体主导的版权分配模式之外，行业各方也在探讨更多元的治理模式。

法规政策层面，《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明确提出要“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加强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支持和监管”。这就要求充分以音著协、音集协为代表的集体管理组织的优势，提升集体管理的效率、推动透明度的持续增加，加强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让著作权人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避免在网络霸权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无论是音乐流媒体平台还是相关的唱片公司等，都应该在市场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平台要优化自身的算法推荐机制，避免仅仅以流量作为衡量音乐价值的唯一标准，而是真正让优质的、有艺术内涵的音乐作品能够被更多听众发现，实现可持续的合作共赢；唱片公司则应探索更加合理的版权分配机制，保障音乐人的切身利益。

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平台、唱片公司、集体管理组织等多方的分权制衡，也限制垄断的形成，保障整个行业的活力。

洗歌抄袭泛滥，如何在垃圾堆里打捞月亮？

10美元，0基础，30秒，即可获得一首2分钟的歌曲。

2024年3月，Suno以其绝对出色的音乐创作能力走红。即便是没有掌握音乐创作技巧的普通用户，也可以一键成曲。在媒体报端，Suno带来了一个人人都是音乐人的时代。

然而，AIGC迅速发展并快速迭代的同时，也带动行业的洗歌问题愈演愈烈。过去，洗歌可能还是通过简单的模仿与拼凑，如今借助AI强大的运算和生成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炮制出大量看似“新颖”实则抄袭痕迹严重的歌曲。

更为重要的是，“洗歌”问题由来已久，但时至今日，音乐行业仍未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原创音乐人投入大量心血创作的作品，也只需30秒即可“洗”成获利的工具，音乐人的权利保护仍存在持续的滞后性。

今年，网易云音乐副总裁李巍就曾公开表示，他们曾与《错位时空》的洗歌版本对簿公堂。经过一审二审的拉锯战，网易云音乐付出的维权费用超10万元，而最终仅仅获得了5万元的赔偿，造成了“因为维权加剧了被侵权损失”的荒谬结果。

李巍透露道，公司在2024年共有17首洗歌的法院判决，涉及多地法院，然而17份判决的赔偿额最低300元，最高8万元。行业缺乏成熟的权益保障机制，让洗歌维权彻底沦为了赔本的买卖。

与此同时，侵权者秉持着“全面撒网，重点捕捞”的策略，在短时间内以极低的成本生产出大量新歌，一股脑全部投入市场，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的播放和下载，从而赚取客观的利润分成。

同样是在今年，音乐人苏星婕曾怒斥音乐人“陆鳐”所演唱的歌曲《与我无关》，“无耻”盗用了她的AI人声，同时，这首歌也“洗”了音乐人阿冗所发布的原创作品。据悉，陆鳐发布过与《声声慢》、《海底》等热歌同名的伪原创。而陆鳐背靠的云猫文化有限公司，早年就曾向媒体透露，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热歌曾为他们带来超千万的年收入。

这种情况的产生和当下的流量分配法则是分不开的，长此以往，洗歌等低质量的作品拥入市场，大举瓜分流量，将严重毒化行业健康的原创氛围，很多优秀的个性化的原创音乐反而难有出头之日。再加上洗歌作品狡猾地搭上原版、男声版、女声版等各种花式标签，听众更加难以辨别和区分，反而会把洗歌剽窃的作品送上平台热榜，不断压缩原创音乐人的生存空间。

如何在垃圾堆里打捞月亮？这成为了整个行业需要直面的议题。

面对如此严峻的洗歌侵权形势，行业内诸多人士纷纷发声呼吁维权。近期刚落幕的第四届著作权集体管理论坛上，周亚平也呼吁强调，平台要建立起投诉渠道，要求其自行删除，投诉无果的全体内容方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行政、司法的手段对严重盗版现象予以制止。

音乐平台作为音乐传播的重要载体，有责任也有义务为音乐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投诉途径。当音乐人发现自己的作品遭遇洗歌侵权时，能够通过这些渠道及时反馈情况，平台则应迅速响应，展开调查和处理工作。

同时，整个行业也需要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抵制洗歌行为。无论是音乐创作者、发行方，还是各大音乐平台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等，都需要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建立健全的行业规范和监督机制，让洗歌者无处遁形，进而保护原创音乐生态。

缺乏透明度，如何打破数据黑箱？

2024年，数字音乐产业中付费订阅用户规模持续攀升。

继2023年突破亿人付费大关后，仍就一路高唱凯歌。消费者对于优质音乐内容的付费意愿不断增强，数字音乐市场在经历多年培育后逐步走向成熟。

但在数字音乐发展的进程中，数据透明度问题依旧是一大亟待解决的困境。

早在2023年，宋柯就曾指出以唱片、磁带等为载体的传统音乐行业中，版权分配相对清晰，音乐的销量以周为单位实时发布，用户具有绝对的选择权。伴随着数字音乐平台的发展，短视频、直播等模式也躬身入局后，数字音乐行业存在着明显的“版权分配庞杂、无实时销量、以流量为议价基础、用户选择权受限”问题。

在周亚平看来，如今数字音乐在平台上产生的传播数据并未及时对外公布，导致上游的内容产业难以获得合理的版权收益。由于各方面数据不公开、不透明，音乐内容生产者们处于一种极为被动的境地。

这意味着，对于音乐创作者来说，他们创作的内容被投放到市场之后，却很难清楚地了解作品的具体传播情况。关键数据无法准确掌握，导致他们在与平台进行收益分成协商时缺乏有力依据，往往只能接受平台单方面给出的条件，使得自身应得的权益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一体化的趋势下，平台与内容方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在版权交易、授权等环节中，双方无法做到充分的数据共享，流量向头部倾斜，无形中也挤压了其他中小版权方和音乐人的生存空间，最后使得整个行业的发展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富者愈富，并依靠数据优势不断巩固自身地位；而广大中小音乐内容生产者却被迫艰难求存，创作活力受到抑制，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也可能因为得不到合理的回报而减少。长此以往，无疑将严重阻碍数字音乐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面对数据不透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周亚平呼吁建立起一套透明的数据共享机制，主张“通过立法，将文化市场传播者公开作品传播数据设置为法定义务”，以此推动数字音乐行业回归到公平、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

一方面，让音乐内容生产者清楚知晓自己作品的市场表现，从而依据真实数据与平台进行合理的收益分成谈判，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整个行业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避免因数据垄断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音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