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史晋川

■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杨益波

“十五五”开局，一幅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画卷徐徐铺开，经济大省浙江正向着“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的目标迈进。如何进一步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史晋川。

史晋川表示，浙江经济取得成绩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创新、开放以及其背后的核心主体民营经济，这是浙江持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的结果，也是浙江经济能够保持韧性和活力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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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驱动力

中国经济时报：“十四五”时期，浙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7万亿元、8万亿元、9万亿元三个大台阶，是如何做到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

史晋川：“十四五”时期，浙江经济在规模和质量上实现同步提升，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综合发展水平迈上新的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9%，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四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10.5万元提高到2025年的14万元左右。这一成绩的背后，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有三个关键因素。

一是创新。科技创新的突破不仅让浙江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更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区域发展中不断壮大，形成了“创新促产业、产业反哺创新”的良性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浙江是“十四五”时期国家层面“创造性破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所谓“创造性破坏”，就是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生产方式、新商业模式、新就业岗位以及新产业不断涌现的过程。比如，我们常说的“杭州六小龙”等，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快速成长起来的。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必然会对旧的发展模式和传统产业带来一系列冲击。而浙江通过创新和开放，使破坏性的冲击得到相应的收敛和缓解，更好地凸显“创造性”的正面效应。

二是开放。“十四五”时期，浙江的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新一轮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获批实施，这是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动外贸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尽管面临复杂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外部冲击，但浙江依靠改革开放，在迅速调整产品结构，推动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升级的同时，加快调整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有效分散了风险。正是在这样的开放推动下，“十四五”时期，浙江出口规模突破4万亿元大关，跃居全国第2位。

三是民营经济。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的民营企业既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在助力全省经济实现高质量跃升的过程中，浙江民营经济自身也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五大民营经济核心榜单中，“十四五”时期，浙江企业每年均占据重要席位，且排名稳居前列。与此同时，在全国工商联开展的民营经济营商环境评价中，浙江更是常年稳居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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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短板”需拉长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目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哪些短板？

史晋川：浙江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代服务业。浙江经济总量虽已稳居全国第四，但与排在前面的广东、江苏、山东相比，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从浙江推进区域经济现代化的角度看，一个更大的短板，其实在于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因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保障、持续注入创新活力的关键部门。

因此，浙江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重点突破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数字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为先进制造业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技术、人才和创新动力，这一点至关重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短板也值得关注。浙江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不少，但这些创新势能在服务中小企业发展、助力传统企业改造升级过程中，其作用发挥得还相当不够。大量创新技术未能有效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中，未能转化为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实际动力，这已成为制约浙江经济持续向好的重要因素。

二是居民收入水平。从浙江省已发布的数据来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明显分化，占人口多数的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4.3%，低于GDP增速；占比不足30%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速持平，达到5.5%。

这个趋势缩小了城乡差距，但其背后隐藏着多个问题：从短期看，70%的群体收入增长滞后，直接影响了消费需求的释放，不利于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从长期看，这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内需与外需的动态平衡，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根本上看，这更关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成果，若多数群体的收入增长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就偏离了发展的本质初衷。

三是绿色转型。尽管“十四五”时期，浙江在全面绿色转型、建设高水平生态省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效，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依然严峻。无论是产业结构绿色化改造的纵深推进，还是生态环境治理的精细化提升，抑或是绿色低碳技术的规模化应用，都还存在不少亟待突破的瓶颈。比如，传统高耗能产业的转型阵痛尚未完全消解、绿色技术的产业化落地存在堵点、区域间生态治理协同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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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三个维度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十五五”时期，浙江将持续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这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将起到怎样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史晋川：一是打造人工智能AI创新发展新高地，引领长三角新质生产力跃升。以前我们讲“互联网+”，现在可以讲“人工智能+”，对浙江来说，特别是像杭州这样的城市，应该培育更多的人工智能国际龙头企业，建设人工智能国际引领城市、AI创新策源地，布局国家级AI创新平台、算力枢纽与应用场景试验区；推进“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产性服务”深度融合，放大创新外溢效应。

二是构建浙沪联动开放新格局，支撑长三角双循环枢纽建设。依托浙江开放大省优势与上海全球城市定位，通过港口、产业、制度协同，打造长三角对外开放的“双引擎”，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这方面，浙江应该更主动一些。

三是先行示范共同富裕，推动长三角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小、区域协调基础好，可通过成果共享机制创新，为长三角乃至全国提供“发展与共享并重”的样板。比如，深化“千万工程”，推进和美乡村省域全覆盖，促进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为长三角城乡融合提供可复制模式；联动长三角共富协作，输出浙江山海协作、“飞地经济”等经验，推动长三角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建产业合作平台；联合长三角省市建立民生保障协同机制，在就业、养老、教育等领域实现资源共享，助力长三角区域均衡发展等。

总 监 制 丨王列军 车海刚

监 制 丨陈 波 王 彧 杨玉洋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谷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