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端革命（六）
6 税收与债务
毫无疑问，政府应该是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的主角。这不仅是因为政府对“整个经济”负有责任，更是因为现代货币是政府税收驱动的。只有政府能通过税收的增加从救市的投入中“获益”。过去三十年，中国积累了大量债务，这些债务不是“中央银行－中央政府”创造的，而是“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创造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本币计价的内债[26]。
主权信用货币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政府提供的最底层的公共基础设施，也必须依托这些公共服务未来收益——税收——证券化。理论上，只要税收足够高，通过负债创造的货币都可以回收，债务就不会违约。但政府服务的公共属性，往往会导致收益的漏失[27]。税收不足，反过来又约束了政府举债的规模。表面上，政府可以用本币购买任何需要的资产，但如果这些资产收益不能覆盖债务，就会通过稀释所有货币持有者的价值的方式来“偿还”[28]。因此，在债务端衰退的周期，政府不仅不应减税，还应拿出更大份额的税收作为抵押举债，通过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恢复债务端和资产端的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在债务端约束的经济里，特别是在债务端远低于资产端的危急时刻，存在大量闲置资产和劳动，政府大规模举债支出带来的增量税收会远大于资产端约束时的增量税收。这意味着债务端危机越严重，政府举债的规模就可以越大。是“债务端－资产端落差”而不是“债务的GDP占比（赤字率）”决定了政府合理的债务规模。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暴跌在债务端形成巨大落差，这也使得中央政府的债务空间变得空前巨大[29]。
【引文与注释】
[26] MMT认为政府支出是创造货币的开始，从前面的资产负债表里可以看出，政府税收才是货币创造的开始，而债务端是货币的倍增器。政府支出100元，收回100元，社会上没有剩下可用于分工的流动性。如果政府再从收入的100元中拿出，比如20元，发行10年的国债，市场上就会新增100元的货币，这些货币成为企业和家庭利润，证券化的利润进一步通过资本市场创造新的流动性。现在很多人都把地方政府的大举借债当作地方政府缺少财经纪律，胡乱举债的不负责行为，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是替中央政府担起了货币创造的职能。没有大规模的地方债，中国的宏观资产负债表绝不可能实现如此快速的扩张。
[27] 这里的税收是指广义的政府一般性收入。比如过桥费就是一种税收，如果取消过桥费，就要增加其他税收加以弥补。显然，收税的难度要远大于收费。如果桥梁没有带来增量收益，就会成为政府的负资产。
[28] 政府债本质上是政府股票，借新还旧类似企业增资扩股，通过稀释每一股的价值消灭债务。
[29] 这里有必要重新定义一下“坏账”的宏观经济含义。一项债务是“好”还是“坏”在微观上要看其是否“违约”，但在宏观上则要看其是否带来“增长”。如果违约的债务能带来真实的增长，在宏观上就不是“坏账”。地铁、高铁这些重资产，靠其自身的现金流（车票）很难还本付息，看上去这些投资都是坏帐，但如果由此带来沿线的资产升值和相关产业税收的增加大于其建设和运营的成本，这些投资形成的债务就不是“坏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