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金透社 陈堃

8000亿上市银行，行长因“7年之约”离场

8月14日晚间，在港上市的东莞农商银行（09889.HK）发布了一则公告：为满足监管部门关于银行关键岗位任职期限的规定，行长傅强已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行长等职务。

傅强2018年11月离开人民银行系统加入东莞农商行，2019年7月正式出任行长，至辞任时在任满7年。7年时间，该行资产规模从4081.6亿元扩至8077.8亿元，并于2021年9月在港交所完成上市。

与此同时，该行副行长叶建光自2017年12月任职至今已超8年，近三个月内连辞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三大职务。行长满7年辞任，副行长超8年卸任核心职务——东莞农商行正在用行动证明，“7年轮岗红线”不是一纸空文。

这不是孤例。近年来，一批银行高管因“超期服役”陆续离场。那些任职超过7年、甚至10余年的银行“一把手”们，正被这条红线逐一“点名”。

“7年红线”从何而来？

2019年12月，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员工履职回避工作的指导意见》（业内称“50号文”），明确要求：对在业务运营、内控管理和风险防范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各级管理层成员、内设部门负责人和重点业务岗位员工，严格实行轮岗制度，轮岗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7年。

文件同时给出过渡期：存量任职回避问题原则上于2022年底前清理完毕。2022年底，监管部门又下发通知进一步压实责任。如今，过渡期早已结束，该来的终究要来。

监管设立“任期刚性”的初衷，是为了打破权力固化、防范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关键人员长期盘踞同一岗位，容易形成决策路径依赖，忽视新兴风险，导致银行战略决策滞后于市场变化；更需要警惕的是催生“一言堂”问题，使内部制衡机制沦为空谈。正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江西银行原董事长陈晓明一案，其将江西银行视为“私人领地”，自立规矩、自行其是——这正是权力长期缺乏制衡的恶果。

还有哪些银行高管“超期服役”？

威海银行：董事长任职超13年终离任

2024年9月，威海银行“元老级”高管谭先国官宣离职。他1993年进入威海银行前身，2011年7月开始担任董事长，任职超过13年。13年，几乎是7年红线的两倍。同年12月，原行长孟东晓晋升董事长，原副行长张文斌晋升行长。新管理团队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动管理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西安银行：三位副行长密集卸任，两位“超期”超10年

2024年以来，西安银行上演了一场管理层“大换血”——3名独立董事、2名董事、3名副行长、1位行长助理、1位董事会秘书、1位监事先后辞任。其中，副行长黄长松自2011年12月起任职超12年，狄浩自2016年8月起任职8年。新晋行长张成喆在晋升前也已担任副行长近9年。1年半内超过10位董监高更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在上市银行中实属罕见。

华夏银行：董事长任职近8年，辞职后官宣被查

华夏银行原董事长李民吉2017年加入该行，任职时间接近8年，已超出7年轮岗要求。2024年12月他刚完成董事长连任，2025年1月便突然以“个人原因”辞职。辞职公告甚至没有常规的感谢措辞。2025年12月，官方首次披露李民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任职满7年、连任后突然辞职、11个月后被证实被查——这三个节点串在一起，“超期服役”的争议早已超出了“轮岗”范畴。

蓝海银行：首任董事长任职超7年突然离任

蓝海银行首任董事长陈彦于2017年5月取得董事长任职资格，2024年7月到龄退休。表面是“退休”，但任职时间超过7年，且退休公告中明确提及“也可能与银行关键岗位人员‘7年轮岗期限’的监管要求有关”。

九台农商行：董事长任职超15年终辞任

九台农商行原董事长高兵2004年加入该行前身，2008年改制后升任董事长，任职超15年。2023年3月，因超过关键人员任职期限辞任。而据媒体披露，该行同样超期任职的董秘及监事会主席目前履职时间已分别达约12年、16年之久——15年、12年、16年，一家银行三个关键岗位同时大幅超期，治理结构的问题不言自明。

绵阳市商业银行：行长任职近10年，IPO关键期引关注

绵阳市商业银行行长孙伟自2016年11月升任行长以来，已履职9年有余。当前正值该行冲刺A股IPO关键期，行长超期履职引发市场关注。任期进入第十个年头，仍未看到轮岗安排。

苏农银行：行长任职8年有余终辞任

2025年11月，苏农银行行长庄颖杰辞任。该行2024年年报显示，庄颖杰任期起始日期为2017年8月23日，至辞任时已超过8年。

重庆富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任职超9年

重庆富民银行常务副行长晏东存在超期任职、违反“7年轮岗期限”监管要求的现象，任职已超9年。而该行已离任的原董事长张国祥同样存在超长任职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市金融机构中至少有7家机构共计9名高管的任期可能与“7年红线”产生冲突。其中部分仍悬而未决——有的高管超期却仍在前台，有的悄然卸任，有的以“退休”或“个人原因”名义离场。“超期服役”问题在地方性银行中更为突出，这与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有关——既具备综合管理能力又深谙区域市场的优秀人才更为稀缺。

7年红线，不是终点是起点

东莞农商行行长傅强的辞任，再次将银行高管“7年轮岗红线”推至聚光灯下。

从威海银行谭先国13年，到九台农商行高兵15年，再到西安银行黄长松12年——一批任职超过7年甚至10余年的银行高管正在被这条红线逐一“点名”。有的已经离场，有的仍在“超期服役”，有的在超期多年后才被追责。

2019年的“50号文”给了3年过渡期，2022年底过渡期结束，2023年“7年轮岗”红线再次受到高度关注。如今，东莞农商行行长因满7年辞任，说明这条红线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正在被越来越严格地执行。

“7年轮岗”不是一道选择题，是监管划定的硬杠杠。那些仍在“超期服役”的高管们——绵阳市商业银行行长孙伟已近10年，西安银行新行长张成喆在晋升前也已任职近9年——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关键人员长期固化，形成的不只是权力的惯性，更是风险的温床。7年红线，不是终点——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它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