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银行卡上的数字终于跨过100万这道门槛时，是否意味着财务自由已经近在咫尺？在低利率环境持续演进的当下，这笔看似丰厚的存款背后，其实潜藏着许多储户尚未意识到的现实压力，接下来的分享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

低利率是当下不可回避的话题。从金融学的视角看，利率是资本的价格标签：一方面，人们已能感受到理财的收益正在持续走低；另一方面，房贷利率、借款利率也在下降。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利率是经济的晴雨表，对中国而言，经济转型期的阵痛、房地产调整、老龄化加剧，这些都正在通过利率信号传递给每个人的就业、收入和所持有的资产价格。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低利率正在重塑社会的行为模式，高利率时代存钱躺平的逻辑失效，迫使人们改变理财习惯。王振廷做宏观研究出身，从业以来一直进行资产配置相关领域的研究，他对于战略与战术资产配置的阐释颇具启发。

围绕低利率时代，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如何重塑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从社保基金到日本养老金，这些"优等生"有哪些作业可以供我们抄；普通人该怎样确定自己的风险中枢，用战略加战术去应对低利率时代的挑战。利率本质上是借贷关系中的一种约定。

当一方把钱借给另一方时，是因为借出者放弃了自己使用这笔钱的机会。借入者可能是企业家，需要这笔钱去做某种投资，等到还款时，就要给出借者相应的回报。

这时利率相当于借入者将资本回报分给出借者一部分。所以利率的第一层意义是：它是资本回报的一部分。这个说法与伊斯兰教的解读颇为相似。

在伊斯兰教义中，利率被视为邪恶的东西，因为它带有一种剥夺的意味——出借者并未付出实际的劳动，却获得了收益。所以在他们国家的金融产品合同中，不能出现"利率"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利润"。

利润代表的是投入成本参与活动之后从中分得的一部分收益，与资本回报的逻辑异曲同工。当社会的资本越来越多，其潜在的收益空间就会下降。

就像任何一种商品一样，供给增多之后价格便会下降。资本也是如此，供给增加后，收益率会降低，进而导致利率下降。

利率的另一层含义是风险补偿。将钱借给熟人尚可放心，若是借给陌生人，就会担心对方还不上。

在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年代，两两之间的交易成本非常高。金融体系发展起来之后，作为媒介的银行起到了增信作用：储户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再对贷款客户的资信进行审核，中间的信任问题被机构化地解决。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世纪。当时国王借钱的利率往往高于当地富商，原因在于国王手握国家强制力和行政力量，可以轻易赖账。

直到后来国王不能再任意赖账，政府借贷才逐步成为市场上的基准利率，也就是学术意义上说的"无风险利率"。

综上，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利率：一是资本回报的角度，资本越充裕，能够获取廉价资本的人越多，利率就越低；二是风险补偿的角度，金融体系越发展，对风险的定价越有效，中间的摩擦成本越少，利率也会随之降低。

关于低利率究竟是暂时还是长期的问题，本身取决于对"低利率环境"的定义。若从百年维度来看，人类历史上的利率是在不断下行的。

远古时期借一斗麦子，利息可能高达20%到30%；而现代金融体系下，除了高利贷，大多数利率都是个位数。

若以粗略的定义划分，比如把名义利率、十年期国债这类信用极好的资产的利率跌破2%视为进入低利率环境，那么中国的利率恰好是从2%以上刚刚跌到2%以下。不同国家在低利率环境下停留的时间差异巨大。

以美国为例，2011年因欧债危机、2016年因经济下滑、2019年临近疫情，先后三次跌破2%，但每次都能较快走出。最长一次是2019年至2022年，直到通胀出现、美联储加息，利率才回到2%以上。

德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大约在2012年前后跌破2%，直到2022年俄乌冲突推高能源价格、通胀严重之后，欧洲央行加息，才回到2%以上。停留最久的是日本，90年代泡沫破裂后，其十年期国债利率一直在2%以下，至今仍未突破。

这些国家利率回升的共同驱动因素是通胀。日债最近两年利率也在攀升，从零附近升到十年期1.5%左右，30年期已上到2.3%左右。

名义利率大致等于实际利率加通胀预期。当通胀较高时，名义利率也会较高，否则跑不赢通胀就没人愿意借出资金。

换到中国的情况，很多人认为低利率环境会持续很长时间。原因也显而易见：日本是很好的参照。

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了长期的低通胀，CPI很长时间徘徊在零附近，偶尔一两年跑到零以上，第二年又落下去。正是这种始终没有通胀的环境，才让日本的低利率区间持续了三十年。

如果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经济承压、老龄化持续、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中国处在低通胀低利率环境的时间，可能会像日本一样漫长。但世界如此多变，也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冲击。

战争就是极强的通胀放大器，它会催生大量的增量需求。俄乌冲突中，一枚导弹发射出去便是几亿美元的消耗；同时供给也在减少，大量产能被炮火摧毁。

中国不一定要直接卷入战争，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就可能引发某些商品的短缺或交通阻断，进而波及供应链。科技进步同样可能改变利率环境。

这一点与日本有明显差异。日本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创新乏力，那些广为人知的品牌其实在90年代就已经很强。

90年代之后的十几二十年，日本国内产业大量对外转移，转向中国和东南亚。当然，中国当前的处境与彼时的日本也不同——日本当时处于全球化的环境中，而当前则处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

总体而言，如果按原有路径发展下去，中国可能确实会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利率环境；但世界瞬息万变，无法对此有非常大的把握。

若明天出现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或者出现类似核聚变实现这样的重大科技突破，都可能带来新的增长点、推动经济增长或提升通胀，进而改变利率环境。归根到底，利率是增长的结果。

国内的利率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三层。最底层是政策利率，当前央行确定的最主要政策利率只有一个，即七天逆回购利率。

这是央行与银行之间的利率——当银行资金不足时，央行通过逆回购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向央行支付利息，这个利率由央行决定，是金融市场最底层的利率。在此之上是银行间市场利率。

例如DR007，是银行与银行之间互相借贷的利率。再往上，银行与非银机构之间借钱时会有同业存单，银行发行同业存单来筹措负债，货币基金则去买这些同业存单。

再往上是各种债券收益率，比如十年期国债、国开债收益率，再加上信用利差，便到了企业债或公司债收益率。这些都属于银行间市场，普通居民无法直接参与。

第三层是居民能够直接接触到的利率，包括货币基金和理财产品的利率、存款和贷款利率。货币基金和理财产品的利率与银行间利率联动。

例如天弘的余额宝，实际上是在银行间市场买入同业存单等资产，把利息返给持有人，所以余额宝的利率与同业存单、一年期以内国债的利率密切相关。这相当于把大众的小额资金聚集起来，达到机构参与投资的门槛，再进入市场。

理财产品与之类似，只是投资的可能是期限更长的债券或信用债。存款和贷款是居民与银行之间的利率。

存款利率有自律机制约束，这是行业协会的自律安排，本质上是行业间的一种约定，避免高息揽储式的恶性竞争。银行内卷到极致会让所有银行的负债成本非常高，而资产端收益跟不上，从而引发金融风险。

三层利率对应三个市场，也对应三个市场中不同交易方的信用风险等级。过去两年，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国内经历了多次降息。

许多人此前存的理财可能有3%的收益，到期再去银行时，发现只剩2%左右的产品，从而感受到"利率断崖"式的落差。实际上这一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发生，而是先由银行间利率下行，再逐步传导到居民端的理财和存款利率。

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只是在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传导得尤为迅速。一部分人因此转而买保险，因为保险有预定利率，比同期银行理财或长期定存稍高。

但预定利率同样在下调。以往类似现金管理类的理财产品收益接近余额宝，如今新发的现金管理类产品收益率已相当低。

于是有人开始寻找风险稍高、收益略高的产品。这一部分资金流向中，可能有一部分会进入股市——那些设计目标为3%到5%收益的产品，往往需要配置一定比例的权益资产才能实现。

这是投资习惯层面隐含的改变。更早以前，比如2013年至2015年，有10%收益的信托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

当无风险高收益资产可得时，谁也不会想去配其他资产。但随着利率不断下行，加上监管趋严，这类无风险高收益资产越来越稀缺，甚至几近消失。

于是一部分居民的理财习惯会转向包含部分权益类资产的产品。这不仅是今年可见的现象，未来一两年可能都会延续。

美国市场中，利率变动向股市的传导要更为直接——降息新闻常常迅速反映到股市，甚至房贷利率也直接锚定基准利率。国内房贷挂钩的是LPR，但LPR与央行的七天逆回购利率之间还隔了一层，LPR是银行的报价，是对最优惠客户的报价，并非央行指令强制调整。

每个家庭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低利率对负债端的影响非常直接。

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过去两年增速尚可，超过GDP增速；但个人体感却是大学生就业难、涨薪难。这更多是一种结构性错配。

以理发店为例，最近两年价格普遍上涨十元左右，说明相当多蓝领岗位的工资维持了不错的增速。真正在下降的是白领薪酬，尤其是金融行业。

社会更需要一部分蓝领工作，而年轻人普遍希望从事白领工作，导致相关岗位供不应求。从生产要素的经典公式来看，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是三大要素，利率是资本这一要素的价格，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租金是土地的价格。

当资本的价格下降，如果经济总量继续增长，那么受益的可能就是劳动力或土地。当今经济发展对土地的依赖减弱，因此更可能是劳动力受益。

中国已进入城镇化后期、老龄化社会，需求提升的空间不再像从前那样广阔，而竞争依然激烈，努力与回报的性价比降低。同时，当代人生活条件普遍改善，客观上也支持了"躺平"选择——时代给予人们一个巨大的红利，就是能以极低成本获得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

在过去的投资环境中，抓住一个好机会重仓押注，获得回报的概率较高；如今所谓的"风口"依旧存在，但胜率对普通人来说非常低。资产配置成为大多数家庭最终会走上的路。

信托、房地产、乃至单纯把钱存银行等以往流行的成功路径，未来都可能失效。国际上通行的界定，把资产配置分为战略资产配置与战术资产配置。

所谓战略资产配置，是根据个人的风险偏好确定长期的资产比例：风险偏好高的人可能配置80%的股票加20%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固定收益包括债券、理财、货币基金等）；风险偏好低、无法承受波动的人，可能就只能配货币基金或银行理财。

战略资产配置需要确定两件事：选择哪些类别的资产，以及大致的比例是多少。这个比例与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密切相关。

曾有社保方面的负责人在金融业论坛上表示，这种保守配置每年少赚的收益是"几千亿级别"的。

养老金分为三支柱：第一支柱是每次交社保时扣除的部分，进入全国统筹池，退休时领取的实际上是当年年轻人的缴费，属于代际转移；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并非所有人都有；

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本质上是个人账户里的钱，国家不会挪用，只是划分了专门账户直至退休才能支取。我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已经开通近三年，参与率并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不信任：资金要锁定到退休才能支取，很多人担心失去对这笔钱的控制，甚至担心政府会把钱挪走。但实际上第三支柱是纯粹的个人账户，类似于"存钱罐"，不会被统筹使用。

其二是当前的核心卖点在于税优——个人养老金缴存可以抵税，但我国实际缴纳个税的可能只有几千万人，多数人的边际税率较低，对他们来说，与市面上一般的理财产品相比缺乏吸引力，反而损失了灵活性。

回到最初的话题，当一个家庭的存款跨过百万门槛，随之而来的现实压力其实早已在利率环境的演变中悄然铺陈。

在低利率长期化的大背景下，储户至少要面对四重挑战：其一，低利率时代已经到来，从2023年起，国内存款利率进入快速下行通道，某股份制银行三年期定存从3.25%跌至1.5%，跌幅超过一半，100万存款每年的利息比过去少了近1.75万元，而央行降息、银行让利于贷。

拉大存贷利差等因素，决定了这一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其二，存款利息跑不赢通胀，食用油、洗漱用品、生活用纸等日用品价格持续上涨，过去一两百元能填满的购物车，如今需三五百元，百万存款的购买力也一年不如一年。

其三，投资风险持续攀升，2026年上半年近八成散户账户出现亏损，散户整体平均收益率为-23.6%，公募基金一季度整体亏损约两千亿元，理财产品收益下降与债券市场风险上升同步发生，实体创业失败率超九成，手握百万却难觅安全高收益渠道。

其四，亲友借钱请求纷至沓来，子女学费、老人住院、创业周转等各种理由接踵而至，借与不借都会成为难题——借出去的钱大概率难以收回，婉拒又可能导致亲情疏远。因此，保持存款信息的低调，是避免不必要麻烦的现实之选。

面对这些问题，与其被动承受，不如借鉴上文中关于资产负债表重塑、战略与战术资产配置的思路，主动做好规划，让百万存款真正为生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