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3日，93岁的程显声教授在病榻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监护仪的蜂鸣，没有抢救的喧嚣，就像他生前无数次为患者听诊时那样安静。

只是这一次，再也没有那双敏锐的耳朵，能捕捉心音的细微变化；再也没有那双温暖的手，能感知颈静脉的搏动；再也没有那个消瘦的身影，俯身在患者胸前，用听诊器编织起诊断的第一道防线。

程显声教授

遵照他的嘱托，丧事一切从简。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追悼会，仿佛这位临床大师只是想悄悄离开，不打扰任何人。但在医学界，尤其是心血管和呼吸领域，一种深深的忧虑正在蔓延——随着程显声的离去，一个临床大师的时代，或许真的结束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程显声生前多次警告：“我们必须在为时尚不太晚的时候改变这种情况，否则当高级教师不在人世时谁来教学？那时将是瞎子领瞎子走路。”这句话引自Adolph教授1998年的述评，程显声在2004年的文章中郑重的引用。

濒危的临床技艺

程显声的听诊技艺，在医学界是传奇般的存在。

他能通过肺部听诊，判断患者是否吸烟，吸烟多少年；他能通过颈静脉的波动，精准推测右心功能状态；他能通过心音的细微变化，发现仪器都未能捕捉的病变。

这些不是魔术，而是千锤百炼的临床基本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观察、思考、验证的结晶。

“程教授通过颈静脉波动情况，就可以推测出患者的右心功能状态。” 这是同事们的公认。颈静脉检查是床边右心功能检查的重要窗口，但真能读懂这扇窗的人，寥寥无几。

程显声可以。他了解颈静脉走行与无名静脉、上腔静脉及右心房、室的解剖关系，掌握心动周期中颈静脉的一系列变化。检查时，患者取45度半卧位，他立于患者左侧，在充分光照下切线观察，用直尺精准测量测量右颈内静脉搏动最高点至胸骨角的垂直距离，正常值低于4.5厘米，大于4.5厘米提示静脉压升高。他能从颈静脉搏动的形态，判断右心房收缩期负荷过重、三尖瓣反流、限制型心肌病等。

这些技艺，在CT、MRI、超声心动图高度发达的今天，显得如此“原始”，却又如此不可替代。因为仪器能显示结构，却难以捕捉功能；能提供数据，却难以整合情境；能给出图像，却难以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与沟通。

程显声曾诊治一位29岁女性患者。该患者因肺癌行左全肺切除术，术后逐渐出现呼吸困难和重度肺动脉高压（肺动脉收缩压>70 mmHg）。通常情况下，青年患者行一侧肺切除，肺动脉压仍应保持在正常范围或仅轻微升高，而该患者的重度肺动脉高压推测可能另有原因。CT、超声都做了，未能明确病因。程显声在体检时，于右侧第二肋间锁骨中线附近，听到一个响亮粗糙的收缩期血管杂音——这是右肺动脉狭窄的特征性表现。后经增强电子束CT检查证实为右肺动脉干外压性狭窄。行支架置入术后，肺动脉压下降，杂音强度减弱，症状缓解。

1999年，程显声（前排右三）指导医务人员分析病历。（前排右一柳志红、右二陈白屏、右四赵彦芬）

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例子。一位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两次在门诊均听到明确的第1心音增强。通常情况下，扩张型心肌病第1心音多减弱，而该患者却增强，似显反常，心电图也未发现P-R缩短，难以解释。后与超声室医师共同复查超声心动图时发现，患者有明显的二尖瓣瓣环钙化。不仅解释了第1心音增强的原因，同时也发现了合并的心脏病变。

一位年轻女性患者，活动后气短，在北京市某大医院心脏科就诊，包括超声心动图检查在内的一系列检查未发现心脏异常。后来阜外医院门诊，程显声于胸骨左缘第二肋间闻及II/6级收缩期喷射性杂音，P2亢进及S固定性分裂——这是典型先天性心脏病心房间隔缺损的听诊表现。后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证实，行心房间隔缺损修补术，痊愈。

“如果能重视听诊检查，就不至于在外院被漏诊了。”程显声说这话时，没有指责，只有惋惜。惋惜的不是某个医生的失误，而是一种能力的丧失，一种传统的断裂。

这些看似原始的技艺，在高科技影像面前仍然能改变诊断路径、扭转治疗决策，这才是临床基本功的真正含金量。

听诊：被忽视的艺术

程显声对听诊的理解，远不止于技术层面，而是一种临床哲学。

确实，这足以让任何初学者望而生畏。但正是这种复杂性，体现了听诊的艺术性——它不是简单的"听过"，而是"听懂"；不是形式主义的走过场，而是聚精会神的长时间多部位反复听取。

程显声被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授予呼吸医师终身成就奖

他总结了许多“绝活儿”：

- 源于左心室的S3（室性奔马律），常见于EF 显著下降（往往 <40%，甚至 <30%）的患者；

- 三尖瓣反流性杂音的强度决定于室房间的压差，轻度三尖瓣关闭不全的杂音较柔和，甚至仅于吸气过程才能听到；而当重症患者室房间压差明显增加，杂音变得十分粗糙，呈"喷射性"；

- 三尖瓣收缩期杂音的听诊特点是在吸气过程增强；

- 一个简单的哮鸣音，他总结出七条规律：在部分严重气道阻塞患者中，哮鸣音反而可能减弱甚至消失，此时不能以“没有哮鸣音”来排除重度阻塞；呼气与吸气相均出现哮鸣音者提示阻塞程度加重；哮鸣音音调降低和强度增加表明支气管痉挛好转；正常肺在最大呼气末可引起哮鸣音；小气道阻塞可不出现哮鸣音；听取哮鸣音的部位在气管处比在肺野更容易听到；随着咳嗽而改变特征的异常声音通常是由分泌物引起。

这些“绝活儿”，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而是几十年临床实践的沉淀。程显声年轻时，没有高科技的检查手段，这就逼着他把基本功打扎实。他在问诊后做肺部听诊，再与肺功能参数做对照，上千例次下来，就建立了听诊与病理之间的对应关系。

“我确实不聪明，但我很努力，从不耽误时间。”程显声这样评价自己。这种努力，是每周日上午去协和医院图书馆看书，是兜里揣着英文字典排队间隙背诵，是白天黑夜连轴转完成100多例血气分析，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查房、看病人、读文献。

程显声回忆，他刚来阜外医院的时候，是吴英恺当院长。医院的五楼是宿舍。无论是进修医师，还是本院医生都得住在医院里，24小时都在医院，只有礼拜六晚上能回去。星期日和节假日值班，没有补休。另外，礼拜天即使不值班也得来，看病房的重症病人。一个星期要工作六天半。他们三点一线：一个宿舍，一个图书馆，一个食堂。

他说，“那个时候工作一年，大概能顶现在医生两年到三年工作时间。”正是因为没有高科技的检查手段，这就逼着他把基本功打扎实， 练就了他这样的能力，也正是那些点点滴滴的积累，让他成为了听诊大师。

消失的“床边功夫”

程显声担心的，不仅是听诊技术的荒废，更是整个“床边基本功”的衰落。

他尖锐地指出：“患者不是器官，而是一个完整的人；临床不仅是检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床边基本功’更重要，且自己要学会解释实验室报告。”

这种“床边功夫”，包括视、触、叩、听，包括对生命体征的精准解读，包括对异常体征的敏锐捕捉，更包括将体征与病情相结合的综合分析能力。在程显声看来，体征与主诉不同，基本不受主观意识的影响，是疾病重要的客观反映。 通过物理检查，可以判定病变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进而推测疾病的系列病理生理改变。

一位刚出院的年轻男性患者，住院期间曾做过全面检查，出院诊断为特发性扩张型心肌病。程显声测其血压为140/40 mmHg，脉压差高达100 mmHg——一般情况下，扩张型心肌病不应该出现这样的血压值，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的血压变化是以血压低、脉压窄为特征。后经磁共振成像检查证实为风湿性联合瓣膜病，行机械瓣置换术痊愈。

“本例患者第1次住院诊断错误，除因有关仪器检查结果的误导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的血压变化特征。”程显声分析道。

这些病例揭示了一个危险的趋势：过度依赖仪器设备，忽视体格检查，导致漏诊、误诊，甚至不必要的手术。

还有一位中年男性慢性风湿性瓣膜病患者，已行二尖瓣和主动脉瓣置换术，术后多次复查都被怀疑为“主动脉瓣周漏、主动脉瓣反流”。再次听诊时，却在心前区听到连续性杂音，而不是单纯的舒张期反流杂音，由此怀疑主动脉窦瘤破裂入右室。后经超声心动图证实，二次手术修补成功，患者痊愈出院。

程显声警告，任何一项实验室检查都不是100%准确，都会有一定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通过了解患者的病史、体征及其他实验室检查结果，再用自己的智慧去分析，是可以发现另外少数假阳性或假阴性的错误结果的。

还有一位心尖区可闻及Ⅱ/6 级高调全收缩期杂音、向腋下传导的患者，听诊所见几乎是“教科书式的二尖瓣反流”，但第一次超声心动图并未发现明显异常。后来在“带着杂音”再看一遍超声时，才注意到二尖瓣前叶部分腱索断裂，一束极窄的反流信号贴着左房侧壁闪现，最终确立了诊断。

他特别强调看X线片的基本功。“左心功能床边最重要的基本功是看X线片，太重要、太神奇了！因为X线片可提供许多重要的心肺信息，就拿显示的肺淤血征象来说，甚至早于症状与肺啰音，特别对左心室射血分数正常的舒张功能不全患者尤为重要，对这类患者不做X线胸片检查简直就是失职。而医生如果只看报告不看片子，可以说，他永远不会看片子，也注定当不了一名好医生。我们应该养成先看片子、后看报告的习惯。”

这些告诫，在今天听来，如同空谷足音。越来越多的医生，习惯了看报告而不是看片子，习惯了开检查单而不是做体格检查，习惯了依赖仪器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感官和大脑。这不是医生的错，这是整个医疗体系的导向——效率优先，量化考核，防御性医疗，让“床边功夫”成为奢侈品。

程显声和他的部分学生在一起

临床智慧从何而来？

程显声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临床智慧。

他曾听过一位年轻医师的报告，感触颇深。这位医生来自山东一家县级医院，报告的题目是《一切皆有可能》，谈了5个肺栓塞病例诊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中两例的情况是，尽管该院有64层CT设备，但患者没有钱或医保不给报销，他们要不要诊断肺栓塞、按肺栓塞治疗呢？回答是肯定的。

另一位病人是该院的一位主任，活动后气短和反复晕厥，首先做了冠状动脉造影，发现前降支有70%～80%狭窄。他认为反复晕厥不可能由冠心病引起，怀疑是肺栓塞，给予抗凝治疗后，患者呼吸困难好转，晕厥消失。

这位年轻的科主任最后总结了自己的行医感受：“追求真实是每一位医者的基本守则，但做到求真并不简单，需要实践，需要善察，也需要坚持！真实世界，意味着有很多不完美，也会有真知灼见却被灼伤的现象。但我一直认为医者真实，美而不言！”

程显声评价：“作为一家县级医院的年轻科主任，他的年龄不大，但他在从医经历中沉淀下来的上述体会，也正是我从医56年的体会，即惟真惟善。他的认识和智慧来源于不断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这个道理也许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能坚持做下来的不多。作为一名医师，要有学识、经验和悟性，最终才能碰撞出火花，逐渐成为一名有智慧的医师，当然他也必须要勤奋。”

“智慧来自反复认识和实践”，这是程显声临床哲学的核心。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不是书本上学的，而是床边练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积月累、不断反思的结果。

但这种智慧的培养，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容错和包容，需要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手把手教。在效率至上的现代医疗体系中，这些条件越来越难满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缩短了，专科划分越来越细，每个医生只掌握自己领域的一小部分，缺乏整体观念和系统思维。

程显声警告：“医学发展必然是分科越来越细，这样有利于诊断与治疗；但分科过细也存在负面影响，有些甚至是灾难性后果。”

他举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某患者因呼吸困难到京城某大医院就诊，医师怀疑她患肾结石；第二家大医院怀疑是呼吸道感染；第三家大医院做了冠状动脉造影，认为没事，把患者放回家了。可是患者的症状没有好转，她又来到离家最近的一家二级医院——北京良乡医院，住院一个小时经螺旋CT就诊断出肺栓塞。这个病例在大医院屡被误诊，除对肺栓塞的诊断意识不强外，与分科过细不无关系——“有的专科医师只会看一个器官，甚至某器官的一部分疾病，这怎能应对一个完整的病人呢！”

程显声强调整合医学的重要性。对于患者来说，常常不只是患一种病。比如有的心脏病患者同时存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困难也可能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引起，即使做了外科手术或置入支架缓解了心脏问题，但不一定都能解决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所以我们需要有多学科意识，对于本专业以外的领域也要关注了解。

1988年在名誉院所长陶寿淇（左一）的主持下，刘力生（左二）、程显声（左四）和陈新（左五）等组织内科病历大讨论

他还特别关注心理因素。“心脏病患者中高达30%～40%合并有心理疾病，心脏专科门诊中约有20%的患者是因心理障碍来诊。对这些患者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你的心脏没问题'而置之不理，因为患者确实有病，确实痛苦，我们应进一步妥善处理。”

程显声多次说，临床诊断不能停留在症状和表象，必须深入到病理机制，才能真正理解疾病、救治患者。他曾报告了11例临床诊断与尸检不符的肺心病病例，揭示了临床误诊的深层原因。

其中一例让程显声记忆犹新——一位56岁的缝纫女工，反复咳嗽十余年，伴下肢水肿四年，临床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慢性肺心病”，最终因室颤去世。这是一个在当时看来"标准"的诊断，但尸检却揭示了完全不同的真相：患者的肺泡壁上散布着纤维肉芽结节，吞噬着细条棒状异物。那是棉纤维——她职业生涯中每天接触的棉纤维。她不是普通的肺心病患者，而是外源性过敏性肺泡炎（间质肉芽肿性肺炎）的受害者，是职业性肺病导致的慢性肺心病。

程显声在论文中写道：“该例职业性肺病，因临床医师和病理医师均未考虑到故曾漏诊。如结合职业史、肺间质纤维化表现，另行支气管灌洗及肺活检，则有助于明确诊断。”

这个病例成为他教学中反复引用的经典案例——临床医生多问问职业史，患者就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命运。这正是程显声毕生倡导的“惟真惟善”：追求真实，善待患者，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这种整体观念、系统思维、人文关怀，是程显声临床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难传承的部分。因为它们不是具体的操作步骤，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职业态度，一种对生命的敬畏。

断层和无奈

程显声的离去，暴露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临床基本功的传承，出现了断层。

他生前多次表达这种忧虑。2004年，他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文章《不应忽视胸部听诊》，大声疾呼“捍卫听诊器”。他引用Adolph教授的警告：“我们必须在为时尚不太晚的时候改变这种情况（指缺乏心脏听诊基本功），否则当高级教师（指50～60年代毕业的）不在人世时谁来教学？那时将是瞎子领瞎子走路。”

这篇文章发表时，程显声71岁。他自认为还属于“能教学”的“高级教师”。22年过去了，他一直在教学，一直在示范，一直在提醒。但改变了吗？

客观地说，有改变，但不够。越来越多的医学教育者意识到了临床基本功的重要性，一些医院也开始加强体格检查的培训。但趋势难以逆转。

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远程医疗、精准医学，这些新方向都在削弱传统临床技能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医疗体系的导向没有根本改变——效率、成本、风险规避，让“慢工出细活”的床边教学成为奢侈品。

程显声培养的学生很多，但真能继承他全部技艺的，屈指可数。不是学生不努力，而是时代变了。

程显声那一代人，是在没有CT、没有超声、没有核磁的时代成长起来的，逼着他们必须把基本功练到极致。而今天的学生，一入行就有各种先进设备可用，谁还愿意花十几年时间去磨练听诊技巧？

更重要的是，临床智慧的传承，需要师徒之间长期的密切接触，需要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程显声每周日上午去图书馆，查房时的细致观察，会诊时的缜密分析，这些都不是课堂能教的，而是需要跟在老师身边，一点一点学，一次一次悟。但现在的医学教育，越来越标准化、模块化，缺乏这种个性化的、长期的师徒关系。

程显声晚年，仍坚持自己做幻灯、自己看英文文献、自己去参加会议讲新东西，甚至用AI把过去的图片变清楚。

他说：“我很愿意让后辈学生们施展拳脚，但我还不甘寂寞，去参加会议不能空手而去只做会议主持，每次我都要讲些新东西，我会选那些很重要、别人还不清楚的问题去讲，挺有意思的。”

这种“不甘寂寞”，是一位老学者对学术的执着，也是一种无奈的坚持——他知道，有些东西，如果他不再讲，可能就没人讲了。

时代的进步与失落

我们生活在一个医学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基因编辑、人工智能、靶向治疗、免疫疗法……这些曾经的科幻，正在成为现实。但与此同时，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正在失落。

程显声的听诊技艺，代表了一种医学传统——以患者为中心，以体格检查为基础，以临床思维为核心，以医患沟通为纽带。

这种传统，在技术上可能“落后”了，但在人文上却永远先进。因为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医生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有痛苦、有恐惧、有期待的生命。

程显声曾说：“通过详细的听诊，可以更有效地选择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减少误诊漏诊，以及减少过度检查的现象。而听诊器还可以拉近与患者的距离，增加与患者的情感沟通，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

这段话揭示了临床基本功的双重价值：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作为工具，听诊器可以帮助诊断，减少不必要的检查；作为媒介，听诊器可以建立信任，传递温暖。当医生俯身用听诊器倾听患者的心肺时，这是一种身体语言的交流，是一种“我在你身边”的安慰，是技术时代最珍贵的人性触碰。

程显声还指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9亿人住在缺医少药的农村，看病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听诊器。即使在城市里的大医院，甚至心肺专科医院，首诊医师的初步印象也取决于心肺听诊。掌握心肺听诊技术，尤其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检查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和浪费。”

这是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的论证。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保压力巨大的中国，临床基本功不仅是质量问题，更是公平问题、成本问题。如果每个医生都能像程显声那样，通过听诊和体格检查解决大部分诊断问题，就能减少大量不必要的检查，节约巨额医疗费用，让有限的资源惠及更多患者。

但这些价值，在现行的医疗体系中难以量化，因此难以被重视。听诊不能收费，体格检查收费低廉，而CT、MRI、各种化验却能带来可观的收入。这种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了行为的扭曲。不是医生不想做体格检查，而是体系不鼓励、时间不允许、风险不包容。

程显声的离去，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不应是一种传统的终结。

我们能做什么？最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临床基本功的价值，不仅作为诊断工具，更作为医学人文的载体；需要尊重医学教育的规律，给予年轻医生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成长；需要倡导一种医学文化，让“bedside doctor”（床边医生）成为荣誉，而非贬义。

一个临床大师的时代结束了，但临床技艺的传统不应断绝。因为医学的本质，始终是人与人的相遇，是心灵对心灵的抚慰，是生命对生命的守护。无论技术如何发展，这一点不会改变。

程显声教授生前，一位患者康复后送给他一幅字——“大音希声”。他对这四个字的理解是：“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大家，更需要默默无声，潜心努力，踏踏实实做学问，兢兢业业干事业。”

他也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你认准了一件事情，认真、努力、坚持做下去，在困境中扼住命运的咽喉，深自砥砺，就一定能渐臻佳境

今天，我们可以再加上一层理解：大音希声，是因为真正的医学大师，不事张扬，不求闻达，只在床边默默守护生命。最珍贵的临床技艺，往往无声无息，却能救命于无形。

今天，我们纪念程显声教授，是因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应是绝响，而应是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