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玉渊谭天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简单但有力的消息，提醒法国不要妄图重蹈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覆辙。消息内容言简意赅，却引人深思。它提到，如果法国坚持推动那份关于对华全面加征关税的提案，中国至少可以从三方面作出反击。第一项举措便是：对欧盟，尤其是法国的葡萄酒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市场从来不讲情面，也不会为任何情怀让步。它只认一个简单的逻辑：中国是欧盟葡萄酒近7亿美元出口的最大目的地，其中近一半来自法国。如果这个市场关上了，或者哪怕只是一点点收紧，最先遭殃的无疑是法国。这并非空穴来风。法国政府发言人很快出面回应，言辞谨慎地表示，这项建议目前未被政府采纳，然而她并未否认这份提案有其依据。这种话术在巴黎政坛并不罕见——它是进攻的口号，也是退守的策略。表面上是示弱，实则为未来的回旋留足余地。问题是，市场并不会因为你未被采纳这一表态而回归曾经的状态。信心一旦崩塌，恢复起来却是漫长且困难的过程。

回到2月9日，法国总理府下属的战略与规划高级专员署发布了一份备受关注的报告，建议欧盟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30%的全面关税，或者推动欧元兑人民币贬值20%到30%，以此来缩小中欧之间的产业成本差距。报告中特意提到了1985年，美国联合德国、法国、英国向日本施压签订《广场协议》，显然是想让读者明白其灵感的来源。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多家欧洲媒体采访时，公开将中国列为欧洲面临的两大危机之一，称其为商业海啸。他呼吁欧洲重拾保护主义，并提出通过发行欧元债券来应对中美之间的竞争。

法国的政府发言人和马克龙都为这个提案作了不同的表达。报告的作者负责把话说得激烈，马克龙则负责把话说得更加圆滑。这并不是战略上的分歧，而是两者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分工。如果你跟踪马克龙对中国的言论超过三年，你会发现他每一次表态似乎都在变化，但其实变化的仅仅是语气和措辞，而不是根本的立场。2018年，他曾在里昂表示欧洲不能做美国的附庸；2023年，他访华时与空客高层一同出席，强调欧洲不应在中美之间选边；2024年，他在欧盟层面推动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理由是保护欧洲工业；而2026年，他再次在公开场合将中国列为威胁，并放出激进的贸易报告。这并不是立场上的转变，而是马克龙心中始终存在的焦虑感的反映。他的焦虑源自一个无解的结构性困境。

马克龙确实渴望推动欧洲的战略自主，这个口号他喊了快七年。随着欧盟官员耳朵的愈发磨出茧子，马克龙的呼喊也逐渐变得有些力不从心。那么，法国究竟有什么产业底牌呢？空客、核电、奢侈品、高铁、葡萄酒——这些都是法国引以为傲的产业，但问题在于，空客在中国市场已经扎根多年，核电技术的市场空间逐渐缩小，而高铁技术也不再具有独特的竞争力。马克龙试图通过技术换市场的模式，但一翻家底，能拿得出来的东西并不多。这并非是马克龙一人的责任，而是法国近三十年来产业政策的结晶。法国在长期的高福利模式下，将大量制造业外包，留下了一套精美的存量体系，但却没有足够的增量产能来支撑未来的竞争。

于是，合作的增量难以实现，法国只能在存量中寻求突破。然而，当存量不够分时，零和博弈就成了唯一选择。这并不是马克龙主动选择了零和，而是因为他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这时候，他只能在外界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去扮演那个敢于对中国说不的欧洲领袖形象。国内的极右翼不断批评他对华过于软弱，而马克龙又不得不通过这一姿态来稳住自己的基本盘。随着欧盟峰会的临近，马克龙需要展示法国仍然是政策的制定者，而不是跟随者。于是他允许相关部门发布那份激进的报告，同时在镜头前加重了自己的措辞——这并非战略，而是一种应激反应。然而，马克龙的这套方法似乎已越来越无法奏效。

2月11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欧洲工业峰会上发表了一段话，言简意赅却富有深意。他指出：欧盟太慢了。中国能够在几个月内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站，而在欧盟，一个项目的审批往往需要数年时间。他没有谈论中国的威胁，也没有提及贸易战。他说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需要面对竞争，并且要进行自我改革。德国的车企正在遭遇中国制造的冲击，市场份额逐渐流失。然而，德国企业的选择是加大在华研发投入，把中国的供应链纳入全球体系，并在中国市场分一杯增量的蛋糕，而不是站在门外喊保护主义。虽然这条路走起来异常艰难，但这是唯一的出路。法国虽然也知道这一条路，但却走不通。德国有大众、宝马、博世等企业，而法国只能依赖奢侈品和干邑酒庄。这并不是道德层面的高低问题，而是产业结构决定了路径依赖。

马克龙虽然有意打破这一局面，但他所能使用的工具却有限，关税、补贴、反倾销便成了他应对挑战的唯一手段。中国的态度一向明确：我们愿意对话，不怕对话；我们乐意合作，但也不惧反制。大门始终敞开，前提是平等互利；如果你非要挑衅，火最终会烧到你自己。法国智库提出的广场协议式的方案，意图通过汇率操控来施压中国，但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四十年前的日本。人民币汇率已经市场化，中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多种政策工具，不可能接受外部强加的汇率安排。而且，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经济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低迷，法国是否敢复制这种成功经验？

马克龙在任期的最后一年，显然想留下战略自主的历史印记。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地位的确立绝非通过激进的报告来实现，而是依赖扎实的产业基础和清晰的战略眼光，而这两样正是法国所缺乏的。因此，马克龙只能继续换装变色。没有坚实底牌的人，只能通过频繁变换姿态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感。这不仅是格局的问题，更是账本的问题。当账本上没有增量时，嘴上就只能继续强调存量。然而，再怎么喊，也不可能抹去市场的冷酷判决。2月11日那一小波股价波动，无疑是一个温和的警示。法国的葡萄酒还没有真正被征税，但仅仅是来自中国的风吹动了一下，股价就已经大幅波动。如果玉渊谭天提到的反制措施真的付诸实践，又该如何？如果调查程序启动，类似当年光伏和白兰地的反制措施再度上演，巴黎的政客们会发现，一份报告可以在一夜之间撰写完成，但恢复一个出口市场的信任却需要许多年。如果法国执意与中国对抗，最终可能会发现，这份广场协议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