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媒体生态重构了公众注意力的组织方式。社交媒体、人工智能代理等互联网接口凭借精密的算法程序占据媒体可见性的主导权，使得可见性异化为由其分配与调度的结构性产物。在此情势下，主流媒体亟须开辟文化性接口的建构路径，以突破互联网接口所铸造的可见性机制。从独异性理论出发，主流媒体能够通过情感性、策展性与公共性的有机弥合来争取文化接口权力，与互联网接口展开权力角逐。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实践探索，因此可被理解为一种旨在拓深文化接口的设计行动。随着设计行动不断深化，主流媒体方能承担起文化接口职责，并对整体数字媒体生态产生积极影响。将稳健度与联通度作为评价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成效的关键指标，有助于构建一套液态化的评价体系，从而为主流媒体在接口竞逐中的路径选择提供方向性指引。

【关键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接口权力独异性可见性

一、引言

过去20年间，信息传播的技术基础与公共话语的组织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新兴媒体平台的层出不穷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持续提升了信息生产与流通的“竞速”水平，还深刻改写了传播格局，不断重塑信息的流动方式与注意力的分配规律。数字媒体由此成为日常生活乃至社会运行的新型基础设施，一种表面上多主体、去中心化的新文化秩序逐渐成形。然而，以自动化为核心机制、以全球科技资本主义为政治经济支撑的机器逻辑，已成为维系数字媒体生态系统自创生的根本规则，并构成一切媒体行动的现实前提。精密建构的数字媒体平台及其背后的科技巨头作为生态中的强势行动者，凭借平台机制与算法策略取代了传统媒体机构在注意力组织与可见性（visibility）生产中的中心位置。在吸纳多元主体、释放信息传播生产力的同时，这些平台愈发显现出对公共价值的渗透与塑造企图，依托算法排序、标签体系与流量调控机制，攫取了远超传统媒体的话语主导权。

数字媒体生态下传播权力结构的波谲云诡，急切地督促我们超越既往聚焦技术革新与媒体融合的经验视角，重新审视与思考主流媒体的功能定位与职责担当。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论应对协同机制，“系统性”由此成为把握当前主流媒体变革趋势的关键词。在此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系统观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进行战略谋划时提出的，是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观念的引领意味着应以整体视野审视传播事业的发展，辩证把握事物在时空间维度中的演进逻辑、事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结构耦合。因此，当前主流媒体的变革，不应仅停留于系统内部历时性的革新与融合，更需立足于对主流媒体与更宏观的数字媒体生态之间关联与张力的深刻理解。基于此，本文旨在重新审视数字媒体生态下主流媒体的可见性逻辑，通过理论研讨与实践观察，探索一条能够精准阐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背景与任务的分析路径，以期为今后实践工作的深化开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方向指引。

二、理解接口权力：数字媒体生态下可见性机制的异化

近年来，随着主流媒体媒体融合进程的持续推进以及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加快构建，新媒体已然成为主流媒体挺进互联网主战场的关键阵地。然而，从系统观念出发审视这一进程，新媒体本身乃是数字媒体生态的重要基础组成，而非主流媒体进军互联网的专属通道。也就是说，新媒体建设天然嵌入数字媒体生态的整体结构之中，主流媒体在开展新媒体布局时不可避免地被纳入该生态系统的技术逻辑与权力关系网络之内。因此，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建设必须在遵循数字技术标准与平台机制的前提下，与其他新媒体行动者共同竞争可见性资源，在动态的注意力争夺中确立自身的能见度与传播影响力。

2025年10月30日，人民网研究院发布了《主流媒体所办新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24—2025）》，指出当前主流媒体所办新媒体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诸多共性问题——包括与传统媒体一体化的组织机制尚待完善、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不足、营收结构失衡，以及新型流量入口争夺激烈导致主流价值引领力待强化等。表面上，这些问题是主流媒体所办新媒体与其他新媒体行动者之间竞争失利的具象化体现，但究其深层次的结构性根源，实则是主流媒体于数字媒体生态中的可见性机制和话语权力不再如传统媒体阶段那般可以由自身所独断，而系统性受制于数字媒体平台与数字媒体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铸造的全新“接口”机制。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尔（ManuelCastells）将“接口”（interface）定义为“一种组织行动者、组织与机器之间互动的、中介性的社会技术基础设施”。从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代理（AIagents），这些互联网接口的“接口权力”（interfacepower）越来越集中在掌握核心算法与数据源的少数组织手中。这种集中不仅造成了人机互动方式的高度收缩，也在客观上削弱了主流媒体的独立自主地位，并引发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与数字主权危机。换句话说，商业性社交媒体或人工智能代理背后的科技资本力量，凭借精密算法对公众注意力进行无远弗届的掠夺，使得主流媒体的可见性在极大程度上被遮蔽——在这样的情境下，主流媒体在数字媒体生态里，其可见性正从三个维度遭受剧烈冲击。

微观层面上，互联网接口不断压缩着数字媒体用户的认知路径与行动空间：从搜索引擎阶段的主动检索与自主选择，到社交媒体中经算法精准预设的互动反应，再到人工智能代理以完全黑箱化的提示词（prompt）式交互主导信息输入输出，数字媒体技术的迭代不断侵蚀用户的自主权，使其对世界的感知与理解愈发依赖并服从特定互联网接口的引导。在这一逻辑下，“机器真实”成为数字媒体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全面渗透数字生态之后——所培育出的新型“真实性公式”。由数据、算法与算力共同构建的技术系统塑造了一种“超真实”状态：符号与拟像脱离原初现实而独立存在，并被视作更具权威性的现实。在机器逻辑对人类感知的规训、感官的模拟与情绪的“动员”之下，人类关于真实的基本观念与既有文化秩序正面临被重新“编程”的命运。在这一过程中，主流媒体因依附于数字平台开展传播实践，其内容难以摆脱平台机制与算法逻辑的规训，甚至在人工智能代理的黑箱机制中被进一步稀释。这不仅客观上削弱了主流媒体的可见性与标识性，甚至在特定传播情境中会出现被完全隐匿的状况。

中观层面上，接口权力的高度集中重塑了主流媒体与其所依凭的关键媒介（尤其是新媒体平台）之间的权力关系。尽管主流媒体在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为能够综合运用多种媒介形态提供信息服务的“通才”，但其可见性却不得不与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代理这一类更具技术统摄力的“超级通才”展开深度竞争。微信、抖音等“超级应用”（superAPP）在满足用户日常信息需求与多重社交生活方面所具备的可供性（affordance）远超主流媒体的能力边界。人们会高频地打开微信聊天、支付或打开抖音记录与感知最具身感与情动性的“美好生活”，而主流媒体内容往往只是以“顺带偶遇”的方式进入受众视野。相较而言，人们却很难以同样频率主动打开某一新闻客户端。与此同时，以豆包等为代表的全能型人工智能助手更进一步模糊了主流媒体的渠道意义，使得信息接收行为可以直接“绕开”主流媒体，通过智能合成的答案获取资讯，而无需点击查看合成内容所依赖的原始来源，这意味着主流媒体的内容可见性可能在获得传播的同时，失去来源识别与话语署名。因此，在数字媒体生态的接口竞争格局中，主流媒体的可见性似乎呈现出持续降格的趋势，并面临来自多重互联网接口的层层盘剥。

宏观层面上，接口权力的过度集聚正在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竞争乃至地缘政治冲突，而人工智能代理的出现更为“数字殖民”提供了一种愈加隐蔽且潜在深远的新型路径。一旦某一国家或大型科技企业所掌控的人工智能代理成为全球关键性互联网接口，其中所内嵌的机器逻辑势必掌握对现实的定义权与表征权，通过算法化结构影响不同区域用户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取向。在这一意义上，主流媒体所面临的可见性危机，不仅关涉自身传播能见度与影响力，更与我国文化安全、国家地位与数字主权密切相连。主流媒体始终肩负着维护公共信息秩序、引领主流价值、传播中国声音的核心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与国家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体系已然成为主流媒体的战略任务与责任担当。因此，即便主流媒体在数字媒体生态的接口竞争中一度落入下风，政府部门、媒体机构与科技企业等多方数字媒体行动者仍须通过制度创新、路径拓展与资源协同，为主流媒体争取更大的接口权力。应以规制理性为基轴、以管理创新为抓手、以更具包容性与可反思性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制度依托，携手推进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从而在全球数字媒体生态中最大限度提升其公共可见度与文化影响力。

综上所述，随着数字媒体生态中互联网接口的持续迭代，主流媒体的可见性呈现出系统性的压缩趋势——机器算法在微观层面重塑用户的认知路径，平台机制在中观层面调控互联网内容的呈现与流通，而全球数字媒体文化竞争格局又在宏观层面对接口权力施加牵制。在此情势下，可见性不再是一种可以由媒体行动者自主争取的传播资源，而是愈发异化为由技术基础设施——亦即互联网接口——所分配与调度的结构性产物。因此，主流媒体必须尽快开辟新的文化性接口建构路径，以突破技术基础设施所塑造的可见性机制，重塑自身传播影响力，并在数字时代的权力竞争中掌握必要的接口权力。

三、文化接口竞逐：数字媒体生态下主流媒体的独异性

数字媒体生态下主流媒体的可见性危机表明：当社交媒体、人工智能代理凭借其技术基础设施属性所赋予的接口权力，掌控可见性机制的主导权时，主流媒体若仅依靠技术追赶，往往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究其根本，技术自身并非当前可见性格局的最终铸造者，掌握核心算法与数据源的少数科技资本力量才是真正的源头。因此，主流媒体可见性的萎缩，本质上是科技资本主义以技术秩序重塑信息秩序而引发的文化危机。正因如此，若主流媒体要突破技术接口权力机制的封锁与限制，有效提升自身可见性，就必须从“技术—文化”共生的视角出发，在技术逻辑之外开辟文化性接口建构路径，促使自身成长为联结多元行动者的文化基础设施。唯有如此，主流媒体方能在数字媒体生态中与互联网接口展开权力角逐，重回不可替代的关键位置。

在此意义上，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Reckwitz）提出的“独异性”（singularity）概念，为主流媒体如何构建文化接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该概念不同于中文语境中相对普适性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亦非技术语境中的“技术奇点”（thetechnologicalsingularity），而是指向晚现代社会中经由社会文化实践被制造与凸显的一种“与众不同”。简而言之，独异性是一种被主动生产、持续追求的文化规范，在这一规范下，情感价值与文化意义成为评价事物的首要标准。例如，一款科技产品或许源自标准化的现代工业流水线（即普适性生产），但若其在社会叙事与大众情感体验中被建构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象征性客体，乃至代表某种理想生活方式，则它便获得了独异性的文化价值。由此观之，即便主流媒体在技术功能层面与互联网接口的产业竞争中可能暂处劣势，但在文化价值的生产与组织上却拥有不可替代的潜能——公共性既是主流媒体的内在底色，也是社会成员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需求。因此，以独异性观照主流媒体，能够重构对其在数字媒体生态中角色的理解：主流媒体完全可以建构起一种不同于技术接口的文化接口逻辑，成为联结社会公共性的关键文化基础设施。换言之，主流媒体必须以区别于一般互联网接口的文化逻辑触及公众，通过生产独具情感意义与公共价值的文化经验，为自身争取可见性的再确立，并推动数字时代可见性秩序的重塑。基于独异性理论，主流媒体为争取文化接口权力所需展开的独异性实践，可从三个支点加以理解：

一是情感性，其构成了主流媒体争取文化接口权力的内在机理。独异的社会单元必须能够在情感层面触动参与者，激发情绪共振；没有情感波动便无法形成独异性，而缺乏独异性又难以引发情感触动。在晚现代社会中，事物的价值已不再仅仅取决于其功能上的有效性，更在于其是否能够触发“情动”。基于此，互联网接口通过系统性地调动与操控情绪，逐步演化为“情感机器”（affectmachine），并不断塑造与组织“情感公众”（affectivepublics）。而当前情感公众的互动聚合高度依赖数字平台的技术框架，这意味着主流媒体必须在平台层面积极参与对公众情感体验与表达规则的塑造，探索情感动能如何在数字传播环境中得到更有力的团结效应，从而提升主流话语的触达能力与影响力。因此，主流媒体传播实践不应只着眼于“供给增量”，而更应着力于与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贴合处构筑情感认同，使传播价值在人民实践中实现显性、可信、可感。这一视角下，主流媒体无须成为满足公众全方位情感需求的“通才”，也无须与通用型互联网接口在技术与功能层面展开全面竞争，而应以有限资源聚焦于能够产生情感凝聚力的关键场景，成为不可替代的“专才”，形成具有独异性的文化策略。例如，有学者提出专业媒体在数字生态中应构建或强化六大系统，分别围绕事实生产、信息中立、信息增量、信息澄清以及舆论弥合与稳定等核心功能展开。正是这种系统化建构，能够为公众提供在数字生活中愈加稀缺的信任感与安全感——这种深层情感链接是一般互联网接口难以企及的。换言之，主流媒体必须重拾情感性独异的价值资源，使其能够以文化可见性机制参与塑造数字传播秩序，让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助理在关键场景下必须依托主流媒体，从而确保主流媒体在日益激烈的接口竞逐中始终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

二是策展性，其构成了主流媒体争取文化接口权力的行动逻辑。在晚现代社会，个体置身于由大量既有活动与客体构成的超文化网络之中，该网络规模庞大且结构复杂。策展“本质上是一种将物品组合起来的行为”，其核心任务在于对纷繁的文化活动与客体进行审美性与情境性的组合，使生产与生活变得“美好”、优质且富有吸引力。因此，策展已成为晚现代主体独异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表达。数字媒体生态中，互联网接口的加速进化造成信息爆炸与内容冗余。当掌控核心接口的科技资本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导向时，便发展出独属其逻辑的“独异性策展”机制：通过算法排序、数据调控与内容重组精准塑造用户注意力与情绪感受，由此为大众构筑起精密且个性化的信息与审美茧房。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争取文化接口权力，有赖于对现有信息内容或传播渠道发起二次策展，并在与广大公众及其他数字媒体行动者广泛协作的过程中，成为数字媒体生态中维系公共利益、为公众发声的积极提案者，从而在互联网接口所铸造的可见性秩序中开凿文化孔隙。这要求主流媒体对“策展”这一概念作出重新理解：策展不仅是一种协作性的信息组织与管理逻辑，更是在人文艺术演化路径中长期作为文化生成与意义建构的能动性实践存在，蕴含深厚的公共文化意涵；策展亦是一种兼具感官调节与情境建构要求的数字媒介行动，其旨在于内容组织与感知塑造之间建立起更具韧性的动态协同机制，使主流媒体在数字媒体生态中能够更好地承担起维系公共信息关系的关键职责。以澎湃新闻客户端为例，其版本更新基于对用户日常新闻遭遇境况的精准洞察，主动回应用户多样化的信息使用需求，并逐步增设满足用户精准、快捷获取新闻信息的AI问答助手，以及解决用户身边现实问题的“服务湃”版块等功能。澎湃新闻客户端因而以一种情境策展的独异思路破局，实现了对媒体可见性结构的再配置。

三是公共性，其构成了主流媒体争取文化接口权力的价值旨归。在传统社会学逻辑中，公共性与理性、普适性相对应，因此在情感化与个体化特征凸显的独异性社会中重建公共性似乎构成一种悖论。然而，要增强自身可见性并争取文化接口权力，主流媒体必须推动既有公共范畴的结构性转型——吸纳独异性的表达方式与情感机制，拓展公共性的价值外延，使其在新的社会文化结构中重焕活力。这一转型源于社会连接方式的深刻变化：当下围绕独异性生成的“集体”既非以普遍性目标为导向的联合体，也非源于出身与身份的自然群体；它们以情感与文化认同为纽带，呈现为高度感性的社会集群，具有共同的行为方式、叙事结构与象征性想象。在此情境中，“表演性”成为独异性社会的典型特征与核心机制。独异性需要通过表演在注意力竞争中获得承认，其核心诉求指向“真”——一种建基于体验与情动的“空洞能指”，而非源自事实本身的真实性。换言之，在社交媒体等互联网接口中，人们追求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能赋予其独异性合法性的“本真化”表演。这使得主流媒体的传统表达方式在文化土壤上受到挑战，并在注意力竞争中不断被边缘化。然而，承认这一表演性逻辑并不意味着主流媒体应完全接受互联网接口所形成的程式化表演规则；相反，主流媒体应在既有规范基础上加以重塑与创新，以抵抗数字平台中机械化表演的惯习。主流媒体一方面应打破对独异性表演的“道德洁癖”，积极掌握表演所需的技术与叙事手段，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内容生产与策展行动；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承认表演性的基础上注入规范性引导，使公共价值与人文关怀贯穿其中，在触及并联结最广大公众情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从而赢得文化接口权力。

总的来说，从“独异性”视角理解数字媒体生态下主流媒体为争取文化接口权力所需具备的品质，有助于开辟审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全新分析路径。主流媒体文化接口权力的形成，根本上依托情感性、策展性与公共性的有机整合。唯有实现三者的紧密耦合，主流媒体方能更加稳固地占据可见性结构的重要位置，在与互联网接口及其他数字媒体行动者的文化权力竞逐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接口设计行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评价转向

数字媒体生态下，主流媒体争取文化接口权力，并非依托技术可供性展开“军备竞赛”，而是凭借自身的独异性条件，构筑情感性、策展性与公共性三位一体的文化动力机制。在这一视域下，对主流媒体独异性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标准化评价体系的淡化：独异性逻辑中的“赋值”，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实践，与理性主义普适性逻辑中的“评价”（旨在对对象进行归类与量化）存在显著区别。在独异性逻辑的赋值过程中，社会单元被注入强意义上的自我价值——它们不再只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性存在，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目的本身。换句话说，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实践经验，无需参照某种标准化的评价指标加以量化衡量，因为其成效并不只是取决于特定功能或目标的完成（例如掌握某项新兴技术、获取多少播放量），更关键在于：能否顺应环境可供性，在文化接口权力的竞逐中不断创造出自身在社会中不可替代的存在方式，并通过持续实践逐渐构筑起稳健的内在系统，从而在数字媒体生态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可见性位置。以此为认识论基础，我们方能重新思考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评价逻辑：不再以技术功能实现或量化指标达成为参照，而应聚焦其变革路径是否具有独异性，是否能够促进主流媒体内部系统强化情感性、策展性与公共性三位一体的文化动力条件，并据此获得持续的文化赋值与接口权力。

秉持独异性的观察立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实践可被理解为一系列旨在拓深文化接口的设计行动——借助设计思维与想象力，创发区别于社交媒体等互联网接口的“反叙事”，推动现实状态向理想状态转向，进而促成主流媒体自身系统及整体数字媒体生态的积极变革。借由此类设计行动，情感性、策展性与公共性三位一体的动力机制将被同步激活，使主流媒体在内部逐步孕育出能够承担文化接口职责与使命的系统性结构，由此在数字媒体生态中产生愈发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系统性变革真正落地生根。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视角入手，将主流媒体争取文化接口权力的系统性表征概括为稳健度与联通度两个互为支撑的评价维度，并据此结合实践经验展开分析。

（一）稳健度：文化接口的历时性评价

主流媒体系统的稳健度，指向其在持续推进设计行动过程中，能否将文化接口内化为一种累积性、稳定性且可持续调用的常态化系统结构。

首先，提升系统稳健度要求主流媒体技术的自主化。当下，多家主流媒体正努力将新兴数字媒体技术——不再仅作为外部工具——转化为服务生产与提升可见度的物质基础。各级主流媒体纷纷自主设计、开发适应行业需求、解决行业痛点的媒体大模型，以及面向用户日常生活、满足个性化新闻消费场景的人工智能代理。例如，人民日报的“人民智媒”大模型、新华社的“采编助手”与“AI探真”智能体，还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推出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等。这些技术实践不仅代表功能与用户体验的重大升级，更是主流媒体争取更大主动性、持续积累文化接口权力的重要设计行动。通过这些实践，主流媒体能够利用其所掌握的大量文化数据资源，深入底层算法，将主流价值深度嵌入技术系统，使主流文化逻辑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互联网接口不可见的“黑箱”运算与过滤，而拥有自主调度与管理的可能性。如此，技术系统本身便成为维护公共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算法在这样的体系中可被赋予公共性约束，使其运算结果更具公信力，赢得用户深度信赖，从而为主流媒体提供坚实的可见性基础，并进一步稳固其独异性身份。

其次，系统稳健度的提升还依赖渠道的一体化。当下，主流媒体的渠道建设正从多端并行的“媒体矩阵”迈向多端合一的“中央厨房”模式。例如，上海报业集团实现解放日报、文汇报与新民晚报三端合一，共建、共享、共用“上观新闻”客户端；深圳广电集团将旗下“壹深圳”“直新闻”“深爱听”三端整合为“第一现场”客户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则在整合《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法治报》等优质资源打造“顶端新闻”的基础上，通过“一端百面”工程构建省市县三级媒体“一张网”，推动区域媒体生态整体跃迁；等等。这些渠道整合举措，本质上是针对主流媒体传播结构的系统性设计行动。通过对内部渠道资产进行有机整合与再配置，使主流媒体得以锤炼出具有高度辨识度的文化标识，增强系统稳健度。由此，在碎片化信息与离散化主体充斥的数字媒体生态中，主流媒体能够塑造具有“地标式”存在感的文化主体性与厚重感，从而在与数字生态中的其他行动者竞争时获得更为显性的优势地位。

最后，系统稳健度的提升还依赖改革的制度化。各级主流媒体正积极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部署要求，全面推动体制机制变革，并通过制度化方式为媒体改革进程提供保障。例如，人民日报坚持以机制建设为牵引深化融合，探索建立十余种协调机制，从而显著提升原创能力与传播效能；各地报业与广电集团纷纷出台系统性变革方案，实施人才培养策略与薪酬机制改革、优化绩效评价体系，为系统性变革创造制度基础，进而激发创新活力。制度化改革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内部创作者与团队不被外部市场竞争逻辑所左右，使主流媒体能够在内部建构起一种新的、具有独异性的集体结构，并通过灵活的自我调适对抗各种运营压力。正因此，制度改革的纵深与广度成为衡量主流媒体系统稳健度的重要标准。制度保障能够为主流媒体长期维系其文化接口权力、持续开展设计行动提供组织基础，使其在接口竞逐中具备更持久的续航能力。

（二）联通度：文化接口的共时性评价

主流媒体系统的联通度，指向其能否通过持续开展设计行动，在跨平台、跨场景的传播网络中逐步形成独异的连接能力、调度能力与意义组织能力，并由此最大程度发挥文化接口的作用。

首先，系统联通度的提升需要传播方式的转型。主流媒体通过对自身传播方式进行多维度革新，使其角色从单纯的信息中介，转化为更具决定力的意义枢纽。例如，2025年两会期间，以深圳卫视“深视新闻”所使用的人形机器人记者“夸父”为代表，这些机器人以“记者搭子”的身份参与采访与报道；又如大象新闻与红果短剧联合出品的竖屏访谈节目《旷野电台》，通过嘉宾与听众双线叙事，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在真实生活场景中具象化地呈现给观众，从而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主流媒体在传播方式上的这一转型升级，正契合独异性社会中大众对个性化体验与深度“在场感”的持续渴望。机器人记者将传统枯燥的采访流程转化为一种具备科技感与奇观属性的表演；而新闻媒体与短剧的跨界合作，则通过影像语言为公共表达赋予具身的情境，使主流叙事得以重新以贴近感官与体验的方式呈现。更为广泛地，各级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整体呈现出明显的情感化转向：通过更加年轻化的叙事方式、故事化的表达手段，将那些宏大、抽象的政策和理念，转译为公众更易理解与接受的短视频、互动游戏等多元形式的新闻产品。这种转型不仅有效地将主流价值与大众审美连接起来，也成为当下主流媒体争夺文化接口权力最具操作性的战略路径。

其次，系统联通度的提升需要服务场景的拓展。主流媒体通过将新闻生产与政务、商务、生活等多维功能有机结合，强化服务意识，从而在社会运行体系中获得更高的联通能力。例如，新华社推出的“新华妙笔AI一体机”为政务、职场与教育等领域提供从内容创作到知识服务的全链条解决方案；人民网“初芯”智能体平台集成多种服务能力，适用于智能传播、智能舆情、文旅健康与生活服务等多元场景；北京日报超级客户端、数字郑州超级客户端等通过聚合政务与民生服务，精准聚焦本地市民的现实需求。同时，人民网发布的智能硬件“AI之眼”通过语音交互提供专业智能导览服务；澎湃新闻“澎湃新闻车机版”等智能车机应用，则将主流媒体内容生态延伸至汽车智能座舱，将其塑造为用户的“第三生活空间”。由此，主流媒体通过在不同领域与场景展开策展性设计行动，将原本割裂的服务体验整合为可持续调用的统一界面体系，让用户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置身于主流媒体所营造的文化环境之中。服务场景的拓展不只带来便利性提升，更在高度不确定的数字媒体生态中为用户提供稳定、安全、有序的生活体验。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又通过智能终端与用户建立起具身性交互逻辑，显著增强其作为文化接口的联通度。

最后，系统联通度的提升还需要跨越圈层的“游牧”。独异性集体的生成，使主流媒体必须主动在不同跨界圈层之间持续穿梭，以维系公共关系、扩大主流声量。目前，一众主流媒体机构账号在多类短视频平台与社交媒体平台上均取得显著影响力；与此同时，在主流媒体支持下出现的“新闻网红”，则拓展了传统新闻职业边界，通过公共介入与情感介入重建新闻信任结构，使新闻生产深度嵌入受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在国际传播场域中，主流媒体亦积极构筑多层级、立体化的跨文化传播网络，展现出丰富而多元的实践格局。例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南方国际传播中心（South）着力搭建并提升多层次传播体系：既打造面向主要受众的英语主平台，又构建具有地域文化针对性的粤语方言平台及葡语、法语等语言平台；既建设自主可控的媒体平台，又布局覆盖目标区域用户的社交媒体账号矩阵，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传播、人人能出彩的国际传播生态。在这一跨界游牧的过程中，主流媒体在内容与形式、服务与监督、官方与民间、本地与全球等多重关系网络中不断完成语境转换与意义编排，有效打通舆论区隔，在最大范围内触达并连接异质行动者，显著提升主流话语的可见性。

将稳健度和联通度作为评价指标，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实践经验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构建一套具备动态适应性的液态化评价体系：一方面，系统稳健度要求主流媒体通过技术自主化、渠道一体化与改革制度化，将情感性、策展性与公共性的文化接口要求沉淀为一种具有历时延展性的内部结构，以确保其在数字媒体生态的注意力竞争中保持充分的可见性与高度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系统联通度强调主流媒体在共时的传播网络中通过传播方式转型、服务场景拓展与跨界游牧主动编织意义之网，使其由单调的信息中介升级为多声部的文化枢纽。因此，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评价逻辑，不应局限于技术指标与业务数据的量化衡量，而应回到更为根本的元问题之上——在数字媒体生态中，谁掌握更多定义现实、组织可见性的接口权力。这一权力不仅源自技术基础设施，更取决于文化能力的塑造与竞争。当我们将主流媒体改革成效具象化为文化接口系统的稳健度与联通度，便能够从一系列设计行动中识别出那些真正改变接口结构、重塑可见性秩序的关键实践，从而让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接口竞逐呈现出独异的价值光谱，并为后续深化改革提供方向性指引。

（参考文献略）

作者：

常江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

李凡宇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智能传播生态下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研究”（SZ2025B005）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南方传媒研究

作者: 常江,李凡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