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平

国家统计局1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中国GDP达到约140.2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按不变价格增长5%。此前三年（2023—2025年）GDP增速分别为5.2%、5%、5%。

尽管面临提振国内消费乏力、房地产危机旷日持久，以及美国关税政策引发的动荡等多重挑战，但是在出口超预期增长和工业生产强劲的带动下，中国经济依然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不过，从全年节奏看，2025年中国经济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四个季度GDP同比增速依次为5.4%、5.2%、4.8%和4.5%，其中第四季GDP增速创3年最低单季水平。

另外，经济增长的动力几乎完全切换到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4%）和外贸出口（全年出口额同比增长6.1%），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以一种“出口强、内需弱”的方式完成“保五”。

强出口与弱内需的拉扯战

2025年的经济增长图谱，呈现出鲜明的“双轨分化”特征。一边是出口部门的“高歌猛进”：前11个月对东盟、中东欧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速保持在10%以上，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62%，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达9.2%，彰显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另一边却是内需市场的“步履蹒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始终在3%左右徘徊，房地产销售面积连续两年下滑，居民消费倾向不足60%，即便是“双十一”等消费旺季，也难现往日的火爆场景。这种“外热内冷”的失衡，在第四季度达到了顶点。

四季度4.5%的增速放缓，并非偶然。随着全球贸易增速从2025年上半年的4.1%回落至下半年的2.8%，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边际减弱，而内需不足的短板被进一步放大。数据显示，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较上年下降3.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2.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4.5%，成为拖累内需的主要因素。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失衡正在向就业、物价等领域传导：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1%，核心CPI长期低于1%，11月才勉强回升至1.2%，通缩风险的阴影始终未散。

“2025年的5%增长，是出口硬撑起来的‘有惊无险’。”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的评价一针见血。他指出，当市场谈论中国经济的新亮点时，DeepSeek、人形机器人等创新业态固然令人振奋，但这些新动能尚未能完全填补传统消费与房地产调整留下的缺口，“供强需弱”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这种结构性失衡，既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也让2026年的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充满了悬念。

4.5%-5%的共识与分歧

进入2026年，关于经济增速目标的猜测成为财经圈的焦点。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到中金、中信证券，全球30余家权威机构的预测报告近日密集发布，尽管细节存在差异，但核心区间高度收敛：4.5%-5%。这一区间的形成，既是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理性判断，也是对“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术的精准把握。

国际机构的预测相对谨慎。IMF给出4.5%的预测值，世界银行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均为4.4%，亚洲开发银行则低至4.3%。其核心逻辑在于，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仅为3.2%，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增速不足1.6%，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将制约出口韧性；同时，房地产调整的滞后效应与地方债务化解的压力，将持续抑制内需扩张。“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增速适度放缓是转型的必然代价。”IMF首席经济学家格奥尔基耶娃在报告中写道，她强调政策的重点应是“提升增长质量，而非单纯追求速度”。

本土机构则更贴合国内发展诉求，预测区间偏向高位。中国社科院给出4.8%-5%的判断，中金公司直言“政策发力下目标可达5%左右”，中信证券则精准预测为4.9%。支撑这一乐观预期的，是对政策工具箱的信心。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保持5%左右的增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不仅是经济目标，更是稳定市场预期、凝聚发展信心的关键”。他测算，若赤字率维持4%，专项债规模提升至4.8万亿元，再叠加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力，财政政策完全有能力托底经济增速。

外资投行则站在了中间立场。瑞银、德意志银行、桥水基金等机构的预测集中在4.5%-4.9%，既认可中国经济的韧性，也担忧风险因素的制约。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出口对新兴市场的依赖度提升、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的崛起，将形成新的增长支撑，但房地产库存消化与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仍需时间，“2026年经济不会失速，但也难以再现高增长，平稳运行是主基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机构间存在分歧，但没有一家给出低于4%的极端悲观预测。这意味着，市场已形成共识：2026年中国经济将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增速目标的核心争议并非“能否保4”，而是“如何在4.5%-5%之间选择最优路径”。

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的协同发力

增速目标的落地，离不开政策工具的保驾护航。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到各大部委的政策信号，2026年“财政积极+货币宽松+结构优化”的政策组合拳已清晰浮现，其力度与精准度均较2025年有所提升，彰显了“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的“精准增效”成为核心抓手。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29.7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3万亿元，赤字率与政府债券规模均创下新高。在此基础上，2026年财政政策将进一步扩大空间：李迅雷预测，广义赤字规模将从11.86万亿元提升至12.45万亿元，广义赤字率微升至8.5%；专项债与超长期特别国债将继续扮演“稳投资”的重要角色，资金将重点投向新基建、科技创新、民生保障与地方化债四大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2026年财政资金更强调“精准滴灌”：一方面，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与稳就业政策工具供给，推动资金向“人”倾斜；另一方面，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强化资金使用效益考核，杜绝“大水漫灌”式的浪费。这种“有保有压”的结构调整，既着眼于短期稳增长，更致力于长期提质量。

货币政策则延续“适度宽松”基调，工具创新与力度加码并行。2025年的降准降息已为经济回暖奠定基础，2026年政策空间进一步打开。市场主流预期显示，全年将降准50个基点，7天期逆回购利率可能下调10-20个基点，以此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持续下行。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工具的全面升级：央行已宣布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单设1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将民营中型企业纳入支持范围，填补了过去的融资空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提升至1.2万亿元，碳减排支持工具操作量不超过8000亿元，健康产业也将被纳入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范畴。这些举措既体现了“稳货币加宽信用”的思路，也彰显了政策对新动能、薄弱环节的精准支持，避免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政策协同成为提升效能的关键。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范“合成谬误”与“分解谬误”。在实践中，这种协同体现在多个维度：财政资金与货币政策工具联动，为“两新”“两重”项目提供低成本融资；消费刺激政策与民生保障政策配合，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释放消费潜力；房地产政策坚持“因城施策”，在防范风险的同时，通过下调商业用房首付比例等举措，推动市场逐步企稳。正如新华网评论所言，2026年的宏观政策将“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在平衡中寻找增长新动能

2026年的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机构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将形成“内需、出口、数字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而风险则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调整、地方化债与低通胀三大领域。

从机遇端看，内需复苏有望成为最大亮点。随着财政资金向民生领域倾斜、消费券与补贴政策精准发力，叠加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逐步修复，消费增速有望回升至4%以上。中金公司预测，服务消费将成为复苏主力，文旅、健康、养老等领域增速可能突破6%；基建投资则将保持5%左右的稳健增长，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齐头并进，既托底需求，又培育新动能。出口方面，尽管美欧需求疲软，但“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与RCEP成员国的贸易潜力将持续释放，预计出口增速仍能维持在3%-5%区间，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数字经济的崛起则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AI从生成式向代理式跨越，人形机器人、创新药出海等新业态加速落地，将为经济增长注入科技动能。

从风险端看，房地产调整的边际改善与地方化债的攻坚推进，将是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机构普遍认为，2026年房地产销售面积降幅将收窄至3%-5%，但房企违约风险仍需警惕，保交楼与房企融资“三支箭”政策仍需持续发力。地方化债方面，随着隐性债务置换政策的深化与新增债券的支持，地方财政压力将得到缓解，但部分区县的财力紧张问题仍难以在短期内根治，“三保”底线仍需牢牢守住。低通胀风险则考验着政策的精准度，若核心CPI持续低于1%，可能引发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居民消费推迟的连锁反应，这也是货币政策强调“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