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切尔·凯特（Rachel Kyte）在COP30上发言。图片来源：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

“即便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气候与能源领域的合作依然能够发挥稳定局势的作用，并成为推动全球进步的重要动力。”

文| 《财经》研究员 黄凯茜 马铭泽

编辑 | 马克

英国已重返全球气候外交的前沿。2024年9月，英国工党政府任命雷切尔·凯特（Rachel Kyte）担任英国气候特使——这一职务曾被上届政府撤销。气候特使同时向英国外交大臣与能源安全与净零排放大臣汇报，职责是致力于在气候与清洁能源领域的高级别外交参与。

凯特曾担任世界银行气候变化副总裁与特使、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特别代表，是国际气候谈判领域的资深人士，她在《巴黎协定》达成的过程中，在气候融资议题上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正在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第30届气候大会（COP30）上，气候融资是英国代表团的关注重点之一，尤其是如何为发展中国家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谈判议题方面，英国已与包括欧盟在内的83个《巴黎协定》缔约方共同发起了推动全球制定“化石燃料退出路线图”的倡议。在本次大会主要议题之一的公正转型方面，英国代表团支持制定关于公正转型的政策工具箱，并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组成机构提供相关指导。

在COP30前夕，凯特对话《财经》，表示中英在绿色金融、碳市场建设、电力市场改革、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生物多样性的等方面有广阔合作空间。“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合作，通过外交手段推动全球气候行动，同时通过务实的技术合作，在现实世界产生可衡量的影响。”

以下是对话内容节选：

《财经》：《巴黎协定》达成已有十年，当时的气候雄心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您认为本世纪内力争将地球升温控制在1.5°C（摄氏度）的目标是否仍然可以实现？

凯特：首先，必须肯定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巴黎协定》仍然是目前最有效的全球框架，它确实带来了实质性的成果。这个多边机制让地球从原本超过4°C的升温路径上，转向当前2.6°C的水平。这就是集体行动的力量。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投资快速增长。这不仅反映了气候政策的作用，也反映出清洁能源在经济上越来越具竞争力。

以英国为例，我们的净零经济在2023年-2024年间增长了10%。在中国，从电动车到光伏、电池等清洁能源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增量的重要支柱。这些例子都说明能源转型正在发生，并在推动经济繁荣。

但是，我们目前确实脱离了1.5°C的轨道，而且拖延转型的代价正在不断上升：基础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导致的生产力损失、供应链中断……气候变化的影响已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且加速恶化。

因此，我们必须坦诚地面对挑战的规模。要让1.5°C目标仍有希望，取决于四点：

·全球排放必须立即达峰，各国应提交与1.5°C目标相匹配的2035年NDC（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

·全面落实2023年COP28全球盘点的承诺，包括2030年前可再生能源装机增加三倍、逐步摆脱化石能源；

·显著增加对南方国家（Global South）的资金支持，以推动公正转型，释放新兴经济体潜力；

·最重要的，是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承诺。

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但我们必须共同加快速度。

《财经》：气候资金一直是谈判中最具争议性的焦点之一，如何缩小分歧形成共识？

凯特：资金始终是气候谈判中最艰难的部分。但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是符合所有国家的核心利益的，它能强化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并通过绿色转型推动经济增长。

我们需要走出“谁来买单”的二元式争论，应该探索可扩展、更公平的解决模式。具体而言，应该采取一种更多元化的“全来源”（all sources model）融资框架，纳入公共、私营、多边与慈善资本。资金应投向效果最显著的领域，尤其是适应气候变化与发展韧性方面。同时，要改革现有的金融体系，使资金能够更高效地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归根结底，这关乎为所有国家构建一个更可持续的未来：建立更强的伙伴关系、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留给后代一个更安全的地球。

《财经》：当前更多占据全球注意力的是经济下行压力、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冲突，气候议题在国际多边议程中有所弱化，如何才能提高各方应对气候问题的积极性？

凯特：的确，全球注意力正在被多重挑战分散。但气候变化并不是一项孤立议题，它与地缘政治紧密相连。气候变化会加剧环境的脆弱性，引发人口流动，削弱经济韧性。如果忽视它，反而会令其他问题更难解决。

我们必须重新把气候和能源政策锚定回有关经济和安全的讨论中。能源转型直接关系到竞争力、能源安全和长期增长。

其次，必须战略性地利用多边平台，例如G20（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COP（联合国气候大会），以及各类国际金融机构，把气候问题持续放在外交议程上。

再次，要动员规模化的融资。使用混合融资工具和风险化解工具，并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撬动私营资本，特别是引导其更多流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最后，我们要讲好气候行动的“故事”，要清楚传递这样一个事实：气候与能源政策能带来切实的就业、创新和安全。公众需要了解，气候行动不是负担，而是一种战略优势。

这不是靠渲染危机来重新吸引注意力，而是要让人们看到，在当下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气候行动其实是最明智、最具前瞻性的回应。

《财经》：英国与中国开展气候合作的空间有多大？在更广泛的紧张局势下，哪些共同点或合作机会仍然存在？

凯特：在气候领域保持合作至关重要。

拥有庞大人口规模的中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可持续能源投资国。无论是煤炭、可再生能源、交通、电力系统还是土地利用方面，中国的政策选择将深刻影响全球的碳排放轨迹。

我们也清楚，能源转型为中国和英国带来的机遇是巨大的，关乎能源安全、优质就业、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增长。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真正的战略利益。

中英两国之间已经存在许多合作基础，并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绿色金融：伦敦和上海都是全球金融中心，可以在标准、信息披露和资本动员方面加强合作，推动可持续投资；

·碳市场建设：英国是最早建立碳市场的国家之一，中国则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体系，双方在技术、方法学等方面的合作潜力很大；

·电力市场改革：两国都面临在传统电力系统中消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挑战，双方加强协作，有望加速部署可再生能源，提高电网韧性；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与生物多样性：从可持续农业到生态系统修复，中英两国在相关议题上拥有共同关切，且合作正在不断深化。

气候危机不会因为地缘政治而暂停，我们的应对也不应停滞。

《财经》：在气候与能源领域，英国与中国的互补性体现在哪里？未来有哪些合作机会？

凯特：中英两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优势高度互补。

英国的优势在于市场设计、监管创新和金融体系架构。例如，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和差价合约（CFD）机制有效促进了投资、降低了成本。我们的法律和政策框架支撑着净零目标的雄心，也在海上风电、能效提升、能源系统集成等领域积累了深厚经验。

英国在2024年9月正式关闭了最后一座燃煤电站。这一里程碑式的转变依靠的是明确的政策信号、市场机制改革，以及对清洁能源的持续投入。我们认为，这一模式具有可借鉴性，也希望更多国家能够走上类似路径。

中国的优势在于无可比拟的规模和速度。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和电池等技术部署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仅2024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就超过了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国通过试点项目推动政策创新，也体现出务实且具适应性的改革路径。

这使双方在市场机制等关键领域形成了强有力的契合点。通过共同学习和技术交流，两国有望在塑造全球标准方面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力。

此外，中英两国也共同承担着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的责任，使全球转型更加包容、公正、有韧性。

即便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气候与能源领域的合作依然能够发挥稳定局势的作用，并成为推动全球进步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