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思录：陆天然/文

当贝莱德以5.8折甩卖上海写字楼、黑石折价30%抛售北京物流地产，当107家外企在2024年1-4月关停上海业务、1.8万从业者面临失业，这场外资撤离潮不仅是商业地产的“寒冬”，更倒逼上海在营商环境建设上走出新路径。其中，“为外企配首席服务员”的创新举措，跳出了传统“政策优惠”的惯性思维，以精准化、全周期的服务破解外资经营痛点，成为上海稳住外资基本盘、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新打法”。

“首席服务员”制度的核心，在于把“被动响应”转为“主动对接”，用“一对一”的精准服务打破政企沟通壁垒。过去，外企在沪经营常面临“政策找不到、流程搞不清、问题没人管”的困境：办理跨境数据备案需跑多个部门，解决用工短缺不知对接哪个平台，遭遇合规疑问难寻专业指导。而“首席服务员”制度通过为重点外企配备专属对接人，将分散在商务、市场监管、人社等部门的资源整合起来——杨浦区为跨境电商企业配备的“首席服务员”，仅用3天就协调完成海关报关流程优化，比传统审批效率提升80%；长宁区针对空客研发中心的需求，“首席服务员”主动对接高校建立人才定向培养通道，解决了航空工程技术人才短缺问题。这种“专人管到底”的服务模式，让外企感受到的不仅是效率提升，更是“被重视”的归属感，而这正是当下全球资本流动中稀缺的“软环境”。

更值得关注的是，“首席服务员”制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上海营商环境“系统性升级”的缩影。它与浦东新区“外资急救包”、多语种《政策黄页》、敏感领域试点等举措形成合力，构建起“精准服务+制度突破”的双轮驱动模式。比如，针对外资企业普遍关注的数据跨境流动难题，“首席服务员”会协助企业对接上海数据交易所，对照“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梳理合规路径，同时将企业反馈的共性问题上报，推动政策在航运、零售等领域的细化调整；对于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等敏感行业的外企，“首席服务员”会联动市商务委开启“小灶试点”，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探索审批流程简化——某美资生物医药企业通过这一机制，将新药临床试验备案时间从6个月缩短至2个月，加速了产品落地进程。这种“服务中找问题、问题中促改革”的逻辑，让“首席服务员”成为营商环境优化的“探测器”与“推进器”，既解决了企业当下难题，又推动了制度层面的长期突破。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首席服务员”制度的价值，更在于它回应了外资对“稳定预期”的核心需求。当前，部分外资撤离并非不看好中国市场，而是担忧政策不确定性、经营成本上升、产业链配套变化等风险。比如，Discover关闭上海数据分析中心，除了全球战略调整，也有对数据合规政策变化的顾虑；一些美资律所撤离，与跨境法律服务对接不顺畅有关。而“首席服务员”通过定期走访、需求台账更新、政策提前解读等方式，为外企提供了“可预期”的经营环境——某德资汽车零部件企业负责人表示，“首席服务员”会提前3个月告知社保缴费基数调整细节，让企业有充足时间制定成本预算；某英资金融科技公司则通过“首席服务员”提前了解到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政策，避免了因政策不熟导致的资金周转延误。这种“提前预判、主动化解”的服务，有效降低了外资的经营风险，让资本看到上海市场“长期稳定、持续优化”的信号，而这正是吸引并留住外资的关键。

当然，“首席服务员”制度要真正发挥长效作用，还需避免“重形式、轻实效”的误区。上海已意识到这一点，通过建立“服务成效评价机制”，将外企满意度、问题解决率、企业增资扩产情况作为“首席服务员”的考核指标——若企业反馈问题3次以上未解决，将启动跨部门协调督办；若服务对象年度内实现增资或扩大投资，“首席服务员”所在团队将获得专项激励。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设计，确保了“首席服务员”不只是“传声筒”，更是“解题人”，避免制度沦为“面子工程”。

从特斯拉扩建上海研发中心，到空客加大临港基地投入，这些外资“留下来并扩大投资”的案例，印证了“首席服务员”制度的有效性。它告诉我们，当下吸引外资的竞争，早已不是“谁给的政策更优惠”的比拼，而是“谁能提供更精准、更稳定、更贴心的服务”的较量。上海的“首席服务员”新打法，本质上是将营商环境从“政策洼地”转向“服务高地”，从“要素吸引”转向“生态构建”。

在贝莱德们“割肉离场”的背景下，“首席服务员”制度或许不能立刻扭转所有外资撤离的趋势，但它无疑为上海守住外资基本盘、重构产业链优势提供了重要支撑。未来，随着这一制度在服务颗粒度、部门协同效率、考核机制上的进一步优化，它或将成为上海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当全球资本看到，在上海经营能享受到“有专人帮、有政策托、有预期稳”的服务，自然会愿意留下来、扎下根。毕竟，对于资本而言，短期的价格波动可以承受，但长期的稳定与便利，才是决定“用脚投票”时的关键砝码。

作者简介：

陆天然，法学硕士，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现任东华大学数字资产研究院院长、中国自贸区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全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智库”首席专家库成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保护投资者权益工作委员会（简称：权工委）高级顾问。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改革报福建记者站站长和国务院研究室（言实）互联网时代方法论课题组组长，著有《互联网时代方法论丛书》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