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经济方面，澳大利亚人均国民总收入位居全球前列，经济增速常年位于同等发达经济体中上水平。疫情后澳大利亚经济的复苏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相对优秀。 产业结构上，以住房服务、医疗保健等为主的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工业比重波动下降，采矿业是其最重要的行业。 需求结构中，消费与投资对经济拉动起主导作用，净出口在 2018 年后拉动作用增强。

国际收支方面，亚洲一直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其中 中国为其当前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中澳经济互补性强。大宗商品，包括矿产、能源及农产品，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澳大利亚的进口较为分散，占比较高的产品包括石油精炼制品、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设备等。 投资领域方面，目前美国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直接投资伙伴，近五年中国大陆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仍维持在高位。2024年 中资企业在大洋洲的海外并购主要投向澳大利亚的医疗与生命科学行业和采矿与金属业。

人口方面，澳大利亚是典型的移民国家，中国是其重要移民来源地。但近五年受新冠疫情和中澳关系影响，中国大陆移民占比有所下降，未来移民政策的收紧仍是主要趋势， 中国学生赴澳留学也将受到影响。

宏观政策方面，澳联储货币政策专注于控制通胀与实现充分就业，并施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经历了从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到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为核心的转变。澳联储对金融稳定的关注度在逐渐提升， 澳大利亚的私营部门受可变利率影响更显著，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突出，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2024年第二季度高达111.5%，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且债务主要集中在住房按揭贷款。 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与社会公平福利为目标， 目前政府债务规模占GDP比重在全球处于较低水平，但赤字有扩大趋势。

在吸引外资政策上，澳大利亚拥有完备、严格且可见度较高的监管体系，对国际投资具有较大吸引力，同时也 对外国政府及其关联机构在澳投资有严格的规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是审核外商投资的主要官方机构。 澳大利亚的本土银行体系集中度远高于美国、中国、欧洲主要经济体。在敏感行业方面，投资能源矿产、房地产、金融、保险、航空、媒体、电信、机场等敏感行业的外资项目需要申报和审批；在媒体领域，所有外国投资者投资份额达5%或以上，需知会澳政府并获事先批准。

在主权债方面， 澳大利亚国债在信用评级、交易活跃度、外资参与度方面优势明显，是全球主权债投资（除美债外）的优质选择。澳大利亚政府债由联邦政府债（即国债）和州及领地政府债构成，存量规模1.2万亿美元，其中国债占比61%，期限多在十年以内， 规模与加拿大接近，但不及欧美发达经济体。信用评级上， 标普、穆迪、惠誉对其长期国债评级均为最高的AAA。交易活跃度方面，虽绝对交易规模不大，但 其交易活跃度（以国债现券换手率衡量）与英法相当，高于加拿大，低于德国，亚洲是其最主要的海外交易地区。在外资参与度上， 2024年第二季度澳大利亚政府债外国投资者占比32%，高于英美加，低于法德，2012年后与美国政府债外资占比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收益率上，目前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4%附近， 澳美、澳英十年期国债利差接近0bp。

澳大利亚目前经济增长较为疲软， 2024年第三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0.3%，同比增长0.8%， 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疫情期间外）的最低同比经济增速。展望未来，高利率环境和海外对大宗商品需求偏弱对其经济增长影响明显。居民消费或仅温和小幅提升。政府支出仍有韧性。商业信心逐步复苏，贷款利率有下行趋势，企业投资未来或将从谷底反弹，居民投资在房价和住房信贷支撑下有望增长。澳大利亚的出口将间接受到美国对华加征高关税的冲击，且预计澳大利亚未来对华大宗商品出口增长存在压力。目前澳大利亚通胀压力在逐渐缓解，但服务通胀降温缓慢。 澳联储于2025年2月18日下调现金利率25个基点，这是自2020年11月以来的首次降息，但未来宽松政策的实施力度存在变数。

澳大利亚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下文简称“澳大利亚”）本土由六个州（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西澳、塔斯马尼亚）与两个领地（首都领地、北领地）组成，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服务业与工业为主。因资源丰、地缘优、增长稳，澳大利亚享有“幸运之国”的美誉。

一、宏观经济概览

1.1 经济增长及结构

经济规模方面，澳大利亚是典型的中等规模的发达国家。其GDP总规模从1996年的4248亿美元，增长近三倍，至2023年的1.7万亿美元，约 占全球GDP比重1.7%，2023年澳大利亚人均国民总收入高达6.3万美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8倍，而同期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澳大利亚的1.3倍。

经济增速方面， 澳大利亚实际GDP同比增速常年位于同等发达经济体中上水平，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1997年至2013年，澳大利亚平均经济增速为3.3%。中国地产从2013年开始降温，铁矿石需求下滑，矿业投资繁荣逐步消退，进而澳大利亚铁矿石产量全球占比在2014年后增速明显放缓，由此导致2014年至2023年澳大利亚平均经济增速下降为2.4%，此后服务业逐渐为其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动力。 在后疫情时代，澳大利亚经济的复苏势头同样位于同等发达经济体的中上水平。但2023年第四季度至2024年第三季度，受澳大利亚国内限制性高利率的影响，澳大利亚实际GDP同比增速降至1.1%，略低于全球发达经济体同期1.6%的增速。

产业结构方面，澳大利亚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且其比重在不断加大，而工业的比重整体波动下降，2022年服务业、工业、农业附加值占GDP规模比重分别为68%、29%和3%。金融、保险、地产、教育与旅游业均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矿业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工业部门，而近十年受资源需求、价格波动、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而有所冲击。细分来看，采矿业、住房服务、医疗保健与社会援助、专业科学与技术服务、金融与保险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五大行业，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14%、9%、8%、8%和7%。

需求结构方面，内部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拉动起到主导作用。净出口在2018年以前往往呈现负向拉动，而之后转正。目前，澳大利亚消费、投资、净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74%、24%和2%。

1.2 国际收支

澳大利亚国际收支历史上 大多呈现经常账户赤字、资本和金融账户盈余的特征，在2020年疫情后该特征有所逆转，但随着全球经济逐步恢复、各经济体开放度回升，预计前述特征未来将恢复。

经常账户长期呈现赤字，主要因为：一方面，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常年为逆差；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澳大利亚债务存量远高于澳大利亚居民持有的海外资产存量，因此澳大利亚净支付利息。同时，大量移民也导致澳大利亚对非澳居民支付报酬，因此投资收益逆差、雇员报酬收支不平衡等因素导致初次收入账户常年为赤字 [1]。但2020年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大宗商品的价格和需求增长强劲，澳大利亚出口大幅增长，推动货物贸易顺差扩大，进而带动经常账户转为盈余。

资本和金融账户长期呈现盈余主要因为：一方面，澳大利亚因其优越的自然资源与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金融市场也吸引了外国投资者的参与。但在2020年疫情后，澳大利亚逐渐增大对海外投资的力度、外资因全球不确定性增加而减少对澳投资等因素造成了资本和金融账户转为赤字。

1.2.1 外贸

近五年，澳大利亚的经常账户顺差受益于大宗商品出口的强劲增长。新冠疫情后，主要国家都推出巨量刺激政策，推动大宗商品需求大幅增长，澳大利亚出口强劲。而近两年中国经济复苏偏弱叠加西方国家的货币紧缩，大宗商品价格从高位有所下滑。2024年澳大利亚总出口额为5170亿澳元，总进口额为4883亿澳元，分别占GDP的19%、17%。

贸易伙伴来看， 中澳经济结构互补性强，中国目前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分别占总出口额与总进口额的35%和24%。在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出口方面，日本、韩国、美国、印度、新加坡为澳大利亚前五大 [2]出口目的地，分别占总出口额的14%、7%、6%、6%和3%；进口方面，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为澳大利亚前五大进口来源国，分别占总进口额的13%、6%、5%、5%和5%。

商品类型来看， 出口方面，铁矿石及精矿、煤、天然气、非货币性黄金、铝矿及精矿为澳大利亚前五大出口商品，分别占总出口额的22%、16%、13%、6%和4%； 进口方面，澳大利亚进口较为分散，石油精炼产品、交通运输装备和电气机械装备占比较高，其中石油精炼产品、小汽车及载人机动车为进口占比超过7%的商品。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以总结为： 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大宗商品，从中国进口制成品。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大宗商品包括铁矿石及精矿、煤炭，分别占向中国出口总额的57%和8%，而近四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中铁矿石及精矿占比有所下降；而澳大利亚主要自中国进口电子产品、生活用品以及机动车，占自中国进口总额比例超过5%的商品分别为电信设备及零件、电脑。

两国在贸易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1993年1月至2024年12月，澳大利亚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例从1.9%上升至5.1%，但2013年以来澳大利亚占中国进口总额比例有所震荡，进口商品以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为主。2003年，两国签署《中国和澳大利亚贸易与经济框架》，决定开展自贸区可行性联合研究，推动矿业、农业等多领域合作。2005至2015年，中澳自贸协定从启动谈判到正式生效。2017年，两国签署《关于审议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有关内容的意向声明》，启动对自贸协定服务、投资章节及《关于投资便利化安排的谅解备忘录》的审议。2020年11月，两国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贸易投资更为活跃，为中澳合作带来新机遇。2022年7月，澳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出口至中国的一批铁矿石抵达山东日照港，这是其 首次使用人民币结算铁矿石出口，增强了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1.2.2 投资

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顺差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国际收支顺差来源，但近四年其拉动作用有所转向。20世纪80年代之前，澳大利亚的国际投资形式主要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放松资本流动限制，推动资本账户开放，澳元实行浮动汇率制，以及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中（包括非公司实体和国有企业）引入平等竞争原则。由此澳大利亚居民可以更自由地进行海外投资，外国投资者能够投资澳大利亚资产，受此影响资本大幅流入澳大利亚，资本类型也更多样化。但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制度趋严，叠加疫情影响，澳大利亚出现资本净流出，这体现为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减少以及投资组合资产净流出的增加。

澳大利亚ODI和FDI均保持稳健增长，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FDI存量规模约为ODI的1.1倍。分国别看，美国、英国、新西兰、加拿大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为澳大利亚2023年ODI前五大投向国家，占比分别为20%、17%、10%、3%和2%，而 中国大陆位居第11位，占比为0.2%；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和 中国大陆为澳大利亚2023年FDI前五大来源国家，占比分别为18%、13%、12%、7%和4%。分行业看，澳大利亚ODI目前主要投向制造业、金融保险业、采矿业、房地产业，澳大利亚FDI目前主要投向采矿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制造业。

对中国大陆而言，直接投资方面， 近五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大幅下降，从2019年的155亿澳元下降86%至2023年的22亿澳元，而 中国大陆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存量规模仍维持在高位，2023年达467亿澳元。对于海外并购，2024年中资企业在大洋洲的并购规模达17亿美元，同比下降54%，主要投向澳大利亚的 医疗与生命科学行业和 采矿与金属业，并购金额占比分别为42%和26% [3]。

证券投资方面，澳大利亚对中国大陆股票的投资规模高于债券， 但近五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大陆债券的投资规模有所增加，从2019年的87亿澳元上升77%至2023年的154亿澳元，而中国大陆对澳大利亚证券投资规模远不及直接投资规模。金融服务方面，近五年中国大陆在澳大利亚的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占比处于下降趋势。

1.3 人口

澳大利亚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其人口增长经历多个阶段。在早期殖民时期，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依赖英国及爱尔兰等国的移民流入。在二战后，澳大利亚迎来大规模的移民潮，来自欧洲、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移民纷纷涌入。新冠疫情后，澳大利亚仿效主要西方国家，大力引进移民，以缓解劳动力短缺，但也推升通胀等问题。总体来看， 移民导致的公共负担加重、住房资源紧张、劳动力需求调整、政治文化等因素促使澳大利亚逐渐收紧移民政策，特别是在以自由党为首的联盟党执政期间。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澳大利亚总人口为2720万人，环比增长0.3%，同比增长2.1%，近一年海外净移民 [4]45万人，目前累计海外净移民人口占澳大利亚总人口比例25%。 海外移民来源国方面，近20年来英国赴澳移民占比持续下降，印度、中国大陆赴澳移民占比逐渐上升，但 近五年中国大陆占比有所下降，2023年澳大利亚前五大海外移民来源国分别为英国、印度、中国大陆、新西兰与菲律宾，分别占澳大利亚海外移民总人口的12%、10%、8%、7%和4%。

在过去几十年中，强劲的人口规模扩张助力澳大利亚经济增长[5]。疫情之前，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人口的较快增长也反映在澳大利亚的就业增长强于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在海外人才吸引力方面，经合组织（OECD）将澳大利亚列在38个成员经济体中的第四位。技术移民的持续涌入缓解技能短缺的问题，从而增强澳大利亚产业的竞争力，比如过去矿业投资繁荣时期的技术移民。过去十年， 国际学生数量稳步增长，推动教育成为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产业，并促进澳大利亚旅游业发展。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教育出口国，但近十年占比有所下降。受中澳关系和新冠疫情影响，近五年中国学生赴澳留学人数也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学生占赴澳留学总人数比例从2018年的30%大幅降至2023年的21%。

大量移民涌入年轻化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与总人口相比，新移民和留学生通常更为年轻，这使得 澳大利亚成为发达经济体中最年轻的国家之一。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也为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因素。新移民和国际学生的流入为澳大利亚提供年轻的技术性劳动力，提升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放缓人口老龄化速度等，但目前澳大利亚也面临着老龄化问题。 在新冠疫情后，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相对优秀。相比较其他同等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的失业率比疫情前下降幅度更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也处于发达经济体中居前水平。

二、宏观政策

2.1 货币政策

澳联储的货币政策专注于控制通胀与实现充分就业，同时施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为澳大利亚与全球经济之间提供了强大的防线，以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外部冲击。根据澳联储研究 [6]，过去25年里，全球冲击仅能影响澳大利亚国内物价与经济活动变化的20%，这是因为汇率和现金利率的变化吸收了绝大部分冲击。

澳联储货币政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80年代前，货币政策主要以调节货币供应量为核心手段，通过直接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利率水平来维持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对有限；（2）20世纪80至90年代，澳联储逐渐转向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开始更加注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手段来调节利率，金融市场自由化进程加快，逐步走向浮动汇率制，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3）20世纪初至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澳联储进一步完善通胀目标制，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3%的区间内，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现金利率。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 澳大利亚的私营部门受可变利率影响更显著[7]，多数私人部门债务为可变利率，其中 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较为突出， 占 GDP 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2024 年第二季度高达 111.5%，且债务主要集中在住房按揭贷款。这种可变利率债务结构使得居民在利率波动时面临较大风险，利率上升会迅速增加居民还款压力。澳联储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如对房地产市场信贷进行调控，以此降低因可变利率对私营部门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

预计澳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未来仍将保持较大规模。新冠疫情期间，澳联储为稳定经济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20年3月，澳联储将现金利率降至0.1%，并将三年期政府债券目标收益率下调至0.1%，同年11月开启债券购买计划，计划最初涉及购买1000亿澳元期限约为五至十年的政府债券，之后多次延期，最终在2020年11月至2022年2月共购入2810亿澳元政府债券 [8]，压低收益率曲线，澳元承压。随着经济复苏，2022年2月澳联储停止购债，同年5月起不再对到期债券再投资，开启退出量化进程，资产负债表逐步收缩，但预计其规模在未来仍将较大。

在通胀总体呈降温趋势的背景下，澳联储于2025年2月下调现金利率25个基点，这是自2020年11月以来的首次降息，但对进一步放松政策的前景保持谨慎。虽然通胀已大幅降温，但仍与通胀目标区间2.5%的中枢存在差距。在澳联储2024年11月发布的《货币政策声明》（Statement on Monetary Policy）中，最新预测显示通胀率要到2026年才能持续回落到目标区间中枢。在家庭与政府需求仍有支撑、劳动力市场仍具韧性、以及海外不确定性增加的前提下，2025年澳联储宽松政策的实施力度仍存在较大变数。

2.2 汇率制度

澳大利亚汇率制度历经多次变革，具体发展历程如下：

固定汇率阶段：1931年至1971年，澳大利亚实行钉住英镑的汇率制度，随着英镑对其他货币浮动。二战后，美元在国际储备和结算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澳大利亚银行外汇业务中美元占比增加，外汇储备中的英镑也逐渐被美元和部分黄金替代。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后，澳元兑美元汇率从1.1200美元升至1.2160美元，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允许的2.5%波幅内波动，澳元转为钉住美元。

钉住一篮子货币阶段：1974年9月25日，澳元对美元贬值12%，并与美元脱钩，开始钉住以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指数（TWI）为权重的“一篮子”货币。澳联储每天根据TWI对外公布澳元兑美元的中间汇率，并对加权指数进行经常性的小幅调整。但受到本国和贸易伙伴国的相对通胀率影响，实际有效汇率仍可能频繁波动，给投机资金提供了机会。到1976年11月29日，澳大利亚政府将澳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17.5%，这一阶段结束。

爬行钉住汇率制度阶段：1976年11月开始，澳大利亚采取爬行钉住汇率制度。当对相关经济因素的评估显示汇率水平需要变动时，澳联储会小幅频繁地调整澳元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旨在避免市场对汇率长期大幅变化的预期，使汇率成为经济政策中更具弹性的工具。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澳元有效汇率频繁变动的预期，导致巨额投机资本流动，造成汇市动荡，当局为维持汇率稳定牺牲国内货币政策，利率剧烈波动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1983年初，政治性投机压力又导致大规模资本流出，澳元汇率持续贬值。

浮动汇率阶段：1983年12月12日起，澳大利亚改行浮动汇率制度。澳联储从即期市场退出，不再公布指导性的澳元兑美元中间汇率和加权指数，但保留干预汇市的决定权。同时不再要求银行每日与澳联储清算其外汇头寸，允许资本自由进出，澳元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只有在必要时，澳联储才适度入市干预，以维护货币的稳定性。在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衰退期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澳联储均进行过大规模外汇干预。

大宗商品价格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有很大影响，由于大宗商品在澳大利亚出口中占较大份额， 澳元经常被称为“商品货币”[9]，但随着澳大利亚矿业投资繁荣逐步消退，澳元与大宗商品价格相关性有所减弱。

2.3 财政政策

澳大利亚财政政策主要目标是实现 经济稳定增长与社会公平福利，前者通过调整政府支出和税收水平来影响总需求，在经济衰退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实施紧缩性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维持经济的稳定运行。后者致力于保障公民的基本福利，如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持续投入，确保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减少贫富差距，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人均政府医疗开支方面，2023年澳大利亚在全球排名第五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对家庭的现金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以应对经济衰退。后逐渐转向财政整顿，控制债务规模，同时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扶持政策，如对清洁能源产业的补贴，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2024年第二季度， 澳大利亚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50.5%，相较其他发达经济体较低，但自金融危机政府去杠杆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债务已从2008年8.8%的低位稳步上升，新冠疫情期间政府津贴支出增加和税收收入减少再次大幅推升政府债务。

根据最新公布的《年中经济与财政展望》（Mid-Year Economic and Fiscal Outlook）， 财政赤字预计从2024-2025财年的269亿澳元（约为目前GDP的1.5%）， 扩大至2025-2026财年的469亿澳元。政府支出的不断增加，包括儿童保育、老年护理、偏远地区就业服务等，是导致赤字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2.4 主权债

在信用评级、交易活跃度、外资参与度方面，澳大利亚国债具有相对优势，是全球主权债投资（除美债外）的优质选择。

存量规模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债由联邦政府债（即澳大利亚国债）、州及领地政府债构成，目前存量规模为1.2万亿美元（其中国债占比61%），期限主要集中在十年以内。由于其相对经济体量较小，澳大利亚国债存量规模不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国债规模，仅与加拿大接近，达7334亿美元，均为本币债。

信用评级方面，目前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对澳大利亚长期国债的评级均为最高的AAA（其余享有此评级的经济体为瑞典、挪威、新加坡、卢森堡），信用评级高。

交易活跃度方面，虽然澳大利亚国债市场成交规模不大，但具有高活跃度。2024年澳大利亚国债交易额为1.1万亿美元，仅占同期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国债交易额的0.5%、17%、22%、29%。虽然澳大利亚国债交易规模远不及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但其交易活跃度（以国债现券换手率衡量）与法国和英国国债相当，高于加拿大国债，低于德国国债。亚洲为澳大利亚国债最主要的海外交易地区。

外资参与度方面，澳大利亚政府债的外国投资者占比高于主要欧美发达经济体。2024年第二季度澳大利亚政府债务的外国投资者占比为32%，高于英国（29%）、加拿大（27%）、美国（23%），低于法国（52%）和德国（47%）。较高的外国投资者占比反映澳大利亚国债市场的全球化程度高、基础设施完善、以及相对透明和成熟的监管体系。2012年后澳大利亚政府债与美国政府债的外国投资者占比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收益率方面，目前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4%附近，澳美、澳英十年期国债利差处于0bp附近，而澳法、澳德十年期国债利差仍处于较高位。

2.5 外国投资政策

澳大利亚鼓励外国投资。在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澳大利亚排名第19位，墨尔本、悉尼在《经济学人》智库公布的2023年全球宜居城市排名中分别位居第三、第四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度全球创新指数》中综合指数排名第23位，这些都体现出澳大利亚对国际投资具有较大吸引力。

澳大利亚有一系列规范外商投资的法律和法规，特别是 对外国政府及其关联机构在澳投资有更为严格的规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是审核外商投资的主要官方机构，会同联邦、州和地区等各级政府部门广泛协商，并与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澳大利亚税务局（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以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部门保持沟通，一同评估外商投资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并提供建议，以协助财政部长做出决策。

澳大利亚的本土银行体系集中度相对较高，截至2025年2月11日，澳大利亚总资产排名前五的银行资产合计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达73%，远高于美国、中国、欧洲主要经济体，略低于加拿大。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银行业中所占份额较小，且澳大利亚银行的高盈利能力使其易通过留存收益来积累资本，这或许有效降低了澳大利亚银行业受到全球冲击的影响 [10]。

澳大利亚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及业务监管主要由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和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负责。中资银行还需关注《中澳自贸协定》相关规定等。 截至2025年2月10日，中资银行在澳大利亚设立代表处的有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银行，设立分行的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设立子行的有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敏感行业方面，投资能源矿产、房地产、金融、保险、航空、媒体、电信、机场等敏感行业的外资项目需要申报和审批。在媒体领域，所有外国投资者投资份额达5%或以上，需知会澳政府并获事先批准。外国政府投资者及其关联机构无论投资金额大小，都需经FIRB审查。我们将相关投资限制及商业银行准入政策梳理在如下表格中。

特别地，需关注中澳关系变化对中资企业在澳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例如，在投资限制上，中澳自贸协定下中国私人投资者一般性外国投资免审上限为12.5亿澳元， 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直接投资无论规模通常需申请批准（低于10%的被动投资一般除外），但在实际操作中，接近免审上限或敏感行业边缘项目审查更细致，而美国、日本等国投资者一般性投资有较高免审上限。在关键矿产领域，2024年澳大利亚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或要求中国相关投资者出售在澳关键矿产企业股份。在产业审查方面，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审查力度更强，尤其在科技领域，2025年2月4日，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签署了一份“强制性指令”，要求禁止 在政府系统和设备上使用中国AI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并且澳大利亚此前也有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等中国应用程序的先例。

2.6 对华关系

中国同澳大利亚自1972年12月21日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领导人保持经常接触和互访。 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5年12月20日，中澳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然而，2018年后，由于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在5G网络等问题上两国摩擦不断，中澳关系急剧恶化。而上届莫里森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立场，尤其是针对疫情溯源的立场更是促使中国政府通过铁矿石、煤炭等进口限制等方式对澳洲实施贸易惩罚。

在澳洲的中左翼工党政府于2022年5月当选之后，中澳关系显著改善，两国重启了高级别部长级会谈，双方的一些贸易限制也有所取消。特别是2023年11月澳洲总理的首次访华之旅，显示双边关系升温的趋势，双方发表《中澳总理年度会晤联合成果声明》，双方领导人重申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持，重新明确稳定、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双方还同意在互惠基础上，向游客和商务人士开放三至五年多次入境签证。2023年4月，我国取消对澳大利亚的煤炭禁运。2024年3月，中国宣布终止对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2024年6月，总理李强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宣布重启被暂停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宣布将把澳大利亚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2024年9月27日，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姆查默斯访华，表示中澳同意在投资、贸易和绿色方面进一步合作。

三、宏观经济展望

澳大利亚目前经济增长依旧疲软，高利率环境以及外需放缓对经济的影响明显。 2024年第三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0.3%，同比增长0.8%，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疫情期间外）的最低同比经济增速。而人均实际GDP连续八个季度减少，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1.5%。

从GDP分项来看，净出口拖累了澳大利亚2024年的经济增长，内需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其中以政府需求为主。高通胀与高利率环境推升生活成本，抑制居民消费，家庭实际收入增长下滑，而政府的减税改革、缓解居民生活成本等措施使得消费项不至于大幅下降。投资方面受限制性高利率和外需疲软的影响而持续放缓。

IMF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与2024年接近。预计澳大利亚的通胀有望持续缓慢降温，随着通胀放缓和货币紧缩压力的缓解，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速有望从低位温和反弹。特朗普的关税和减税等政策以及中国经济增长走势是影响澳大利亚增长和通胀前景的主要外部风险。

3.1 消费

2024年上半年消费情绪低迷，消费者对通胀高企以及澳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前景而担忧，但在下半年开始出现回升，主要受益于政府的减税改革、缓解居民生活成本等措施推出。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消费信心回升，零售增长已逐渐恢复至疫情前平均水平。在财政纾困政策、通胀降温、以及降息预期升温影响下，我们预计2025年 居民消费仅小幅提升。政府消费或将仍有韧性，为就业增长提供支撑，尤其体现在医疗保健、社会援助、教育与培训以及公共管理与安全领域。

3.2 投资

2024年以来商业投资增速放缓，其中矿业投资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市场需求减弱影响较大，而高利率环境令新商业投资承压。目前商业信心逐步复苏，企业资本支出的预期有回升迹象、大型企业的增量贷款利率有下行趋势，表明 企业投资未来或将反弹。虽然澳大利亚处在高利率环境，但施工延误、高昂的建筑成本阻碍了存量住房的增加，海外移民涌入增加住房需求，因此房价持续抬升，而疫情后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推动住房信贷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利率下行周期中， 居民投资将有所增长。

3.3 净出口

澳大利亚对美国直接出口的敞口不大，2024年对美国的总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为5%。2024年澳大利亚对美国出口的前四大主要商品占对美国商品出口总额的48%，以肉产品、黄金为主，但美国并不是该类澳大利亚商品的主要出口国， 即使未来美国对澳大利亚肉产品、黄金等加征关税，预计对澳大利亚整体经济影响也不大。2025年2月10日美国宣布对进口的钢铁和铝加征关税，铝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商品，但其2024年出口往美国的份额仅占2.4%，而 澳大利亚的钢铁及制成品出口中美国的份额占近30%，因此澳大利亚的钢铁出口更易受美关税影响。

澳大利亚的出口也将间接受到美国对中国加征高关税的冲击。澳大利亚出口的铁矿石及精矿中89%都输往中国，并被广泛用于中国制造业产品上（如钢铁、汽车等），如果美国关税导致中国出口下滑，这也将 间接影响中国对澳大利亚大宗商品的需求。

澳大利亚主要出口国集中于亚太地区，目前其主要出口国经济增速整体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且存在下行趋势。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结构性与周期性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房地产行业放缓、经济结构化转型，以及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如果中国未来的经济刺激措施更多地投向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等钢铁密集型领域，澳大利亚将更大程度受益；相比之下，刺激消费虽然能使澳大利亚的服务出口受益，但程度相对较小 [12]。

3.4 通胀

目前澳大利亚通胀压力在逐渐缓解，2024年第四季度截尾平均通胀率（即核心通胀率）同比3.2%，截尾平均通胀率的六个月年化率降至2.7%，接近澳储行目标区间的中间值。2025年2月18日，澳联储议息会议上承认在通胀方面取得了进展，并下调未来通胀预期，但认为政策仍具限制性。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类似， 澳大利亚商品通胀显著缓解，而服务通胀降温缓慢。2024年以来服务通胀有所缓解，包括家庭服务、外出就餐及外卖服务、保险与金融服务、国内旅游服务，而租金通胀率持续高企，但随着租金增长放缓、存量租赁合同进行更新，预计租金通胀2025年将稍有放缓。因此 虽然预计未来降通胀进程持续，但2025年通胀前景仍存一定变数。

3.5 劳动力市场

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目前仍是澳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劳动力市场仍具韧性，但未来或继续放缓。尽管目前失业率处于疫情前平均水平以下，但2024年以来失业率仍在攀升，从职位空缺与失业人数比来看，目前该指标仍远高于疫情前平均水平且处于下行趋势，预计2025年失业率将小幅上升。从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 在年度失业率预期变化幅度不大的基础上，2025年GDP同比增速的中枢或为2%。

在劳动供给方面，劳动参与率目前处于历史创纪录高位，这主要由移民人口驱动，而随着移民政策的收紧，未来劳动供给放缓的可能性较大。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放缓，预计2025年名义工资同比增速稳定在3.4%至3.8%。

注：

[1]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Trends in Australia’s Balance of Payments, April 2024.

[2]前五大出口与进口国根据2024年12月澳大利亚进出口数据排序选取，后同。

[3]详见安永于2025年2月13日公布的《2024年中国海外投资概览》。

[4]海外净移民定义为一段时间内迁入的海外移民数量与迁出的海外移民数量之差。

[5]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Border Closures, Slower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ustralian Economy, May 2021.

[6]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The Ghost of Christmas Yet to Come, December 2024.

[7]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ustralia, November 2024.

[8]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Annual Report – 2021, September 2021.

[9]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Determinants of the Australian Dollar Over Recent Years, March 2021.

[10]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How Do Global Shocks Affect Australia, October 2024.

[11]与澳大利亚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新西兰、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香港、韩国、日本、智利、秘鲁、英国、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澳大利亚签署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有《东盟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AANZFT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太平洋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PACER Plus）、《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12]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Behind the Great Wall: China’s Post-pandemic Policy Priorities, Jan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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