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物价的阶段性和阶层性
钟伟/文 物价是个令人烦恼的话题，学者总是宣称，通货膨胀意味着政府像小偷一样潜入千家万户，实施盗窃。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在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之后，其财政货币政策总是带有天然的通货膨胀倾向，而非通货紧缩。
物价具有阶段性，也就是说通胀周期和通缩周期总是交替的。通常来说，中国政府对付通胀的能力，好过对付通缩的能力。尽管通胀和通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负面影响，但通缩对经济运行和家庭部门带来的伤害更大。这很浅显，钱变“毛”了，自然不好受，但肯定没有收入缩水甚至找不到工作更痛苦。
一些物价特别影响民生和舆论，例如房屋、医疗和教育的价格等等。医疗价格问题，尽管解决起来很困难，但本质无非在于医生护士护工等人力资源定价扭曲和总量不足，从而制约了医疗服务总体的质和价。房价也一样，本质在于房价的含税费率过高，笔者估计中国商品住宅价格含税费率约49%，甚至超出了汽柴油的43%。这些价格如此重要，注定不能轻描淡写地看待。有不少人对中国房地产局势轻描淡写，以为房价波动不过是个价格符号。其实远非如此，不动产是政府、企业和居民非常重要的资产，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融出资金时最重要的押品。因此，房价非理性和不健康的下行，往往意味着大量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资产端的严重缩水，但负债端并不因此自然减少，这将导致资产负债缩表式衰退甚至流动性危机。坊间传说中国地产总市值三四百万亿元，房产占家庭财产的约2/3，那么房地产的不景气，以及其漫长的上下游产业链，会给宏观经济带来风险外溢的麻烦。以在建烂尾率5%计，最保守的滚动式保交楼，也需额外注资约万亿元。若以为价格只是串数字，那不是一个严肃的官员或学者应有的修为。
以物价的阶段性而言，中国经济上一轮通货紧缩，产生于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6年第一季度，其间中国经济的宏观杠杆率明显上升，当时地产钢铁煤炭等行业都陆续陷入困境。2013年和2014年上半年，地产陷入危险境地。随之而来的财政货币扩张，包括汽车家电等消费激励，以及货币化棚改，有力地托举了经济，经济大局为之改观。通缩也未必伴随股市熊市。在上一轮漫长的通缩周期中，中国A股在2015年中经历了大起大落，在2016年初波动更为非理性剧烈。持续通缩和股市异常也影响到了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此后到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参数都陆续告别了两位数，进入个位数时期。
现在的物价处于怎样的阶段性？如果以GDP平减指数而言，2022年大约是3%，2023年大约是-2%。预观2024年，以CRB为例的大宗商品指数从2023年3季度初见顶下落，以猪肉价为例则到2024年5月之前持续探底，因此，2024年极不可能存在通胀威胁，GDP平减指数仍然维持在负数。美联储声称，其政策调控是基于数据，而非口号宣讲或口头干预。数据无非是经济增速、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等。类似地观察中国今明两年经济修复，就业状况和物价阶段性走势，货币政策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非常明显。毕竟从2023年初至今，利率下行和社会融资扩张，和经济基本面以及公众预期存在落差。人们已将相应政策倒逼戏称为“挤牙膏”。
误解也是有阶层性的。大家常提的CPI、PPI就具阶层性，居民更关注前者，企业家更关注后者。有人说，通胀是穷人的泪水，这很偏颇。穷人的储蓄比富人少，因此，通胀稀释的主要是富人的财富，而不是穷人的薪酬。而通缩则是对储蓄者的奖励，对投资和消费的惩罚。2023经济有所修复以来，穷人和富人面对的物价也有所不同。共享单车、连锁廉价酒店、服装衣着、中低餐饮的价格都涨了，这意味着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面临的是通胀。主要名表豪车等奢侈品都跌价了，这也许意味着富人面对通缩。感谢“80后”的乐观进取和消费刚性，他们是消费修复的压舱石。一个容易忽略的群体是老年人，许多人可能会误以为，老年人吃喝拉撒就那么点老习惯，不会受物价太大影响。其实老年人最大的刚需是医疗服务和护理服务，这些服务价格无论在哪个大国都持续昂贵。仔细研究物价的阶层性，对薪酬调证、养老金替代率计算等都有实际意义。但中国的阶层物价统计似乎还没有起步。
物价的阶段性和阶层性不可不察。考虑到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约4%，综合物价指数略微为负，年轻人就业形势和起薪水平严峻。传统制造业的盈利能力、房地产的如何着陆以及一揽子化债的实际成效这三大因素都令人关注。那么宏观政策就必须有所为。争议颇多的现代货币理论，以及21世纪货币政策规则可能给我们提供新思路。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及时强力应对，西方则拖沓犹豫，结果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增长好，就业和收入好，物价也有上行压力。美西方则危机蔓延，经济委靡，就业难债务沉重通缩弥漫，甚至一度陷入了零利率/负利率时期。如今，中美经济在走不同的周期，似乎和2008年之后的场景有反差。在遭遇经济放缓的一致预期时，需要坚决而强力的宏观政策，紧盯增速、物价和就业等目标区间，直到悲观预期被打破为止。在这方面，中国鲜活的成功经验值被重新唤醒。
（作者系民生加银首席经济学家，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