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阿诚的《长大的维特》系列专栏。这是《长大的维特》的第九篇文章。

阿诚按:在此前八篇文章中，我都是讲如何写好一篇文案。之后还有一篇关于标题的创作方法的文章。《手把手教你写文案》这一系列文章就更新结束了。今天，我打算写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思考。这篇文章是回答一个过去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就是财富到底来自哪里？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认为人民币就是钱。后来等我长大一些，我知道人民币只是纸，财富是劳动生产的粮食、衣服。而这些材料是土地生产出来的。所以土地是财富的源泉。但这依旧回答不了一个问题，为何在19世纪，中国的财富却与一个面积只有广西省那么大的国家（英国）财富相当。所以，财富来源于土地这个答案，貌似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财富到底来自哪里呢？下面我将从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来开始，到底财富来源于哪？

为什么古代中国重农抑商？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重农抑商一直是政府用来治理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从秦朝耕战治国，汉朝崇本抑末，到宋元专卖乃至明清“海禁”。这些政策的核心都是重农抑商这一思想的体现。虽然在各个社会时期，也有一些豪商巨贾。但整体价值观氛围都是劝农桑，励稼轩。

重农抑商这一思想出现乃至形成金科玉律，表面原因是由当时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的。农人耕种，有食。桑人养蚕，有穿。但造成这一思想盛行的根本原因是民众乃至社会各个阶层对一个问题的认知。这个问题就是，社会财富来自哪里。过去，你要是问，财富是什么。他可能会说是金银珠宝这些贵金属，如果这个人想得再深刻一些，他会告诉你，是土地。对！所有人，无论是哪个时期，哪个阶级的。他们对财富来源于哪都有一个共识：是土地造就了一切财富。这一共识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从未怀疑就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既然财富来源于土地。那鼓励农桑自然就是鼓励社会生产财富。商人只是一群不事生产的食利者。他们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财富的生产。所以，为了社会财富的生产，重农抑商自然就极具社会意义。

西方对财富源泉的认知转变

你可能认为西方社会对社会财富来自哪里会有着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观点。毕竟是西方展开了大航海的贸易，将世界带入了现代社会。但事实上，对财富来自哪里。那些西方绅士们与东方人不谋而和。18世界的法国，涌现了一种叫重农主义的学派。该学派极力主张两点：第一，财富来自生产而不是对金银的占有。第二，只有农业才生产财富。商人、生产制造者和其他工人不能生产出财富。对土地的占有欲依旧流淌在西方贵族的血液中，他们也觉得土地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根源，掌握土地就掌握了万世不易的基业。不过，这一认知，很快就出现了变化。越来越多的西方贵族开始将精力从打理土地转移到工商业中。社会的精英和财富迅速的从农庄改向了工厂，进而爆发出人类与命运抗争的阶段性胜利——工业革命。

那是什么原因使得东方和西方对国民财富的认知开始出现分野了呢？

因为一个人，亚当·斯密。他的荣誉即便是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依然让我们熟记。一本《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让他斐誉声外。不过，因为“看不见的手”太知名让我们忽视了《国富论》这本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这本书的完整书名揭露出了这一问题所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揭开了什么是国家财富源泉的新发现。他在文中开天辟地指出“分工”才是增加一国的财富关键。他指出，仅仅是把工作任务专业化和实行劳动分工，一个人做图钉的数量可以达到原来的4000倍。分工爆发出巨大的产能。这里面的原因有三点。

① 分工让每个工人在其特殊的行业中培养出更多的技能，而且更为灵巧熟练。

② 分工也节省了工人在不同工序中切换的时间。

③ 最后，分工还让创新发明有了可能。因为推动创新发明的常常是这些一线的工人，而非工程技术人员。

在此前所有的封建国家对财富生产的认知都停留在土地上。贸易只是物资调配的手段，它对财富本身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为了财富更好地积累。政府鼓励农业生产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亚当斯密开创性地发现只要分工和贸易结合起来。贸易就可以将因为分工而爆发出的巨大产能利用起来，创造了无数倍于自给自足时代的财富。所以，是分工与贸易的结合，才是贸易的源泉。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文章

首先，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源自人们认为财富来源于土地

其次，西方人与中国人的观点一直相同，直到亚当·斯密写下《国富论》

最后，财富的真正源泉是社会分工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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