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华勇：若征收遗赠税，最高边际税率或可设为60%；小微企业要紧临“珊瑚礁”
出品|搜狐商学院
编辑|王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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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部长李建伟在接受采访时建议尽快研究出台遗赠税。其实，遗赠税在西方国家早已开征，这一建议是否意味着我国也要开始征收遗产税了呢？为何这时提出遗赠税，是我国征收遗赠税的条件成熟了吗？搜狐商学院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牛华勇，对此展开讨论。
牛华勇表示，在蛋糕不断做大的时候切分新蛋糕大家不容易感受到痛。当前，改革开放80、90年代的一批企业家的企业，正在走向第二代传承，有传承才有征收的可能。并且目前税基很大，相对来说征收成本低。因此是一个征收遗赠税的好的时间点，可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征收，最高边际税率可征到60%。
外贸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何做大外贸这块蛋糕？我国外贸企业又该怎样发展？牛华勇认为，劳动高度密集型企业已经不适合在国内发展，外迁时要融合在地文化。而不具备外迁条件和产业升级的小微企业要成为“珊瑚礁旁边的小鱼”。
以下为对话精编：
搜狐商学院：遗赠税该不该收？
牛华勇：实现共同富裕，有两个前提，一是在蛋糕不断做大，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更容易实现。因为有新增加的蛋糕，切新蛋糕的时候大家不太容易感觉到痛。如果在老蛋糕上切，大家反对的情绪会比较激烈。
二是在蛋糕做大的情况下要公开透明，要通过法制体系把新增的蛋糕重新切分。在过去30年中，我国在房地产行业一直快速增长，现在已经处于接近饱和的状态。如果继续靠以前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很难解决问题，现在正在往一个更加精细化、提高产业结构的方向发展。
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在富裕国家征收的一种税，中国是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国家。我们既有一定比例非常富裕的家庭，也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和很大比例刚过温饱线不久的阶层。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少数极度富裕阶层，征收比较高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条件正在逐步成熟。
搜狐商学院：在我国征收遗赠税应具备怎样的条件？
牛华勇：首先是上一代的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要面临第二代传承了。现在，改革开放80、90年代的一批企业家的企业，正在走向第二代传承。有二代传承才有征收遗赠税的可能性。
以前不征收遗赠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税基小，税基小的情况下征收的成本比较高，比如只有三个人达到征收点，税务局还得专门成立一个征管科。有很大的税基征收成本才会低，所以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时间点。而且，遗赠税的征收对于普通老百姓基本没什么影响。
搜狐商学院：遗赠税的起征点设到多少合适？
牛华勇：不同地方可以设定不同标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由于财富水平高，如果有住房遗产传承的话，一套住房价值可能在千万以上，同样的房子在县城价值只有六七十万。所以，不同地方的标准可以不一样，初期设定的起征点要稍微高一些，不要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搜狐商学院：您觉得征收遗赠税的具体的税率是多少合适？
牛华勇：从税法上来讲，公平角度来看，像所得税类、收益税类或财产税类这些税，采取超额累进的方式征收比较合适。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最高边际税可以比个人所得税更高，比如可以按从0到60%边际税率递增。当财产比较少的时候，可以象征性征收3%、5%，提高一下税收的意识。如果有几十上百亿的遗产，最高边际税率征到40%、50%、60%，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搜狐商学院：在一些国家征收遗赠税的过程中，人们会有各种措施来避税，比如买信托、给子女工作单位捐款，再以工资形式发放给子女等。如果我国征收遗赠税，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牛华勇：遗产税、赠与税征收过程中有很多条款，要通过这些条款来避免逃税行为，但逃税的行为是不能百分百避免的。要看对偷逃税行为的惩罚成本和偷逃税所获利益之间的关系，税收并不是管得越紧越好，而是有一个最佳水平，就是社会各界横量相关成本时的边界值。
搜狐商学院：在税收的过程中，我们对科技企业有一定的优惠，您觉得在科技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方面还应给予什么样的支持？
牛华勇：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需关注三个层面。政策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期的层面，更高层面是宏观环境。要创造鼓励大家科创、创业的社会氛围。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鼓励科创的氛围非常好，最近两年随着经济波动尤其是疫情影响，科创氛围比15年前淡多了，我们需要去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第二个层面，才是政策层面。政策层面有两类，一类是税收政策，但是税收的作用是有限的，金融市场环境比税收政策更加重要。有更积极稳健的资本市场，创新企业才能有好的市场定价，市场定价好才有人愿意投资，VC、PE、IPO、再融资等整个科创的链条才能打通。创业的金融做得好，就能够引导人们去做科创工作。资金、技术、商业都具备，才是一个好的科创企业。在2018到2019年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排行榜中，我国企业占40%的比例，跟美国相当。但是近两年尤其是疫情以来，受影响非常大，我国独角兽企业每年只新增十几家。主要原因是市场估值上不去，因此我们要重振信心，让大家对未来有一个好的预期。
第三个层面是具体落实到企业的政策，给企业税收优惠一定程度上虽然是一种激励，但是我个人不主张给某种类型的企业单独的优惠。现有的税法中对科创企业的优惠已经成体系了，如果再多一些也行。但是税收或产业政策的出现，有时候会鼓励企业造假或骗取政府补贴。所以，政策还是要以宏观经济政策或整个金融市场为核心出台。税收政策一旦出台要在长时间保持稳定，不该经常变动，这也是税收的一个特点。
搜狐商学院：如何营造稳健的金融市场环境？
牛华勇：我最近提出一个词“还经于民”，就是我们把经济的决策权交给老百姓，交给企业。凡是企业能决策的，政府一定要从里边抽脱出来，政府要做的是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搜狐商学院：作为外贸主体，中国民企在走出海外的过程中，如何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经营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牛华勇：我国企业真正大规模走出去也就十多年的历史，“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在那之前只有少量企业出去探路，在那之后开始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去。我国企业走出去经历这样的第一阶段后，目前处于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在文化上进一步和在地文化进行融合，文化融合在初期可能会很痛苦。比如初期我们派了大量的干部、员工到当地市场去，时间久了发现当地人和我们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当地人可能觉得你用我们的资源赚了很多钱，可我们的村民不能去你那里工作。另外，有些地方相对比较艰苦，可能政治稳定、经济稳定都是问题。
最近几年民企发生翻天覆地的本质变化，民企越来越多地和在地进行融合。因为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怎么和当地的企业、社区、社会环境、政府、NGO组织打成一片。
搜狐商学院：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培养一些当地干部？
牛华勇：是的，目前就是这样。要在当地培养既了解当地文化，又能够讲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型人才。
就像1980年代、1990年代，当西方企业、港资企业、台资企业来到内地时，需要大量有国际背景、国际经验的中国人作为高管。当时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很多人才起到了过渡作用。现在北京、上海等地大企业的高管都是内地化人才，当年是将了解内地文化的人才先在香港等地进行本地化培养，然后派驻到北京、上海等地做管理工作。
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大量了解中国文化、精通当地文化的在地人才作为企业管理的桥梁，这是非常核心的。另外，走出来办企业要融入当地，而不能与当地切割开。一定要考虑到当地政府、社区、居民的感受，要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双赢局面。
搜狐商学院：您如何看待小米在海外被罚的这个事情？
牛华勇：印度政府和小米双方就此事各有自己的看法，目前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个相对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进行调查，很快就能知道这件事的原委。就目前看到的信息不好做判断，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查，等有更多的相关信息出来。
搜狐商学院：我国外贸企业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牛华勇：近些年的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比越来越少，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数字产品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尤其近几年，随着国家技术发展，新能源车和相关产业急速发展，成为亮点，在出口结构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搜狐商学院：外需减弱的情况下，小微企业如何促订单扩市场？
牛华勇：从前几个月的外贸数据来看，跟新能源汽车有关的订单一骑绝尘，其他行业都表现平平。有两点原因：第一，新能源的国内市场很繁荣；第二，我国在新能源领域技术专利在全球排第一。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以科技为导向的产业集群能产生非常大的带动作用。目前培育出来的是以新能源车为核心的第一个产业集群。
小微企业要想在下一步竞争中取胜，要积极布局和科技产业、科技链条转型升级有关的行业中去。小微企业作为产业集群中的一个点，要有目标和能力去做隐形冠军。想办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转型，有大量之前在中国已经规模非常大的产业，大概七成的企业走量，三成的企业走品牌，以前走量的发展很快，走品牌的发展慢，但是现在走品牌的可以快速脱颖而出，而走量的反而出现很大困难。无论小微企业还是大企业，都要从以速度扩张为导向，转变为以品质提升为导向。
搜狐商学院：现在的产业链外迁，是不是倒逼着我国产业升级？是不是跟产业升级是同频的？
牛华勇：对，对产业链外迁很复杂。第一类是在中国已经没有利润空间的企业；第二类是为了避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直接到第三国生产，满足第三国及其周边的市场需求的企业；第三类是主动积极布局全球市场的企业。
搜狐商学院：在包括食品、科技、服装等众多产业中，哪类产业适合外迁，哪类产业适合留下来？
牛华勇：适合外迁的产业，第一类是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年轻人也不会像老一辈一样大量去工厂做苦工；第二类是在国外市场有优势的产品，适合本土化研发、本地化生产，比如科技类和电影。
以电影为例，《三国》可以出口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众多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有很大的华人市场，大量体现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东西都可以很好地国际化，两个年轻人在大理谈恋爱就可以吸引各国人民来到大理。
搜狐商学院：在走出海外的过程中，一些小微企业不具备外迁的条件，如果在本地进行产业升级又不具备资金、人力、技术，这部分企业该怎么办？
牛华勇：这部分企业在大的产业集群里，就像大片的珊瑚礁旁边的小鱼，珊瑚礁上长珊瑚，旁边有植物、鱼群，其实是一个生态系统。像腾讯或者是阿里这样的企业，都能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小微企业需要盯着这个生态系统，就在珊瑚附近游来游去，不要往大海里试探。
我们要尊重市场竞争的结果，尽可能保护生态系统稳定，不要时不时出台比较激烈的政策，那样可能会摧毁整个生态系统。老子讲，治大国如烹小鲜，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说，要在一个稳定的预期之下的文火慢炖，不要突然大火，突然又浇水，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把饭做夹生了。对于企业来说，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政策给力，就能形成更长期的预期、更长期的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