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中国在诸多成熟技术领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基金报记者 吴娟娟

6月12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在于巴黎举行的2026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全球投资论坛上表示：在颠覆性创新技术演进的过程中，合理的竞争政策和金融生态可帮助后来者入场，维持体系长久的竞争活力。他认为，目前欧洲和美国的政策未能充分适应这场AI革命。中国在诸多成熟技术领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但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尚待出现。

阿吉翁认为应对外国竞争最好的方式是创新而非关税，并表示欧洲的养老基金对本土投资严重不足，“他们大多把钱投到了美国”。而欧洲的另一问题是，部分欧洲人并不将欧洲的衰落视为一种紧迫的危机。

菲利普·阿吉翁与Peter Howitt、Joel Mokyr因“创造性破坏”驱动持续增长理论上的贡献，共同获得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图片来源：本报拍摄

欧洲和美国的政策未能充分适应这场AI革命

阿吉翁表示，目前，AI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产业高度集中，如云计算等由亚马逊、谷歌和微软主导。他认为，在颠覆性技术出现初期，产业集中的风险不可忽视，这可能导致技术发展放缓。

不过，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是“通用的技术”。它最终会扩散到整个经济。举例来说，如果AI价格降低，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去尝试它。所以对包括AI领域在内的企业而言，往往会经历初期集中、随后分散的演变过程。

阿吉翁认为，问题在于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尚未能充分适应这场革命。颠覆性技术革命要求政府一方面鼓励创新，另一方面防范巨头过度集中而阻碍后来者进入赛道。“在美国，监管者本应审查并购是否会扼杀未来的创新，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不过，因为有风险资本、机构投资等，新的参与者仍得以入场。“如果他们更早实施更好的竞争政策，扩散会来得更快。”和美国的情况不同，他认为欧洲的政策应当更加“亲创新”。

历史上，前三次技术革命都经历了从集中到扩散的过程，他认为正在进行的AI革命也将如此。他在回答本报提问时表示：“从集中走向扩散正需要政府出手。例如，就AI而言，在建设本土算力、本土数据中心方面，产业政策可发挥作用。为了助力新进入者，需要将金融生态和产业政策相结合。”

阿吉翁说，政府有责任实施恰当的竞争政策来加快AI技术扩散。AI本身具备有利于扩散的特性：第一，一旦模型训练完成，使用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第二，小企业和个人如今可以获得过去只存在于大型机构内部的专业能力；第三，各行业的科学家、工程师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开发专门化的垂直模型。

应对外国竞争最好的方式是创新不是关税

“应对外国竞争的最好方式是创新不是关税。不过，如果其他国家实行关税，用关税威胁来回应是合理的：‘如果你跟我玩这一手，我就不得不报复。’”阿吉翁在谈及欧洲应该如何应对外国竞争时说。

他认为，威胁的目的是让大家坐下来谈判，从而避免关税战。对创新来说，大市场很重要。大市场意味着激烈的竞争，而企业通过创新来摆脱竞争；此外，贸易也有利于知识的传播。

欧洲过去以竞争政策的名义排斥了产业政策，在阿吉翁看来，这是不明智的。当时欧洲的主流观念是：应当阻止成员国搞产业政策，美国则同时拥有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中国有产业政策，同时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存在竞争。欧洲在国防、AI、生物技术、能源转型等领域需要“竞争友好型”的产业政策。就AI而言，欧洲需要算力中心，产业政策在这里有用武之地。欧洲也需要开源，不能有太多监管限制，同时还需要本土算力来支持新企业。

在他看来，一大问题是：因为对自己缺乏信心，欧洲的养老基金大多把钱投到了美国，对本土创新下注不足。而欧洲通常只有在感受到紧迫性时才会行动。另一个问题在于：部分欧洲人并不把欧洲的衰落视为一种紧迫的危机。

在诸多成熟技术领域

中国走到了前沿

阿吉翁在回答本报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时表示，国家首先需要通过追赶实现增长。追赶阶段需要技术转移、要素再配置、管理水平提高。而当一个国家足够接近技术前沿时，需要前沿创新，这时需要更多竞争、更多风险资本，以及设计更精巧的产业政策。

在一些界定明确、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中国一路走到了前沿，成为成熟技术领域里的佼佼者，在电动汽车、太阳能板、区块链等领域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不过，他也表示中国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尚待出现。

“欧洲同样值得反思：我们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第二、第三、第四次革命都不是发源于欧洲。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一直处于追赶模式，未能从追赶式增长转向突破式创新。这正是德拉吉报告所讨论的问题：尽管欧洲拥有一流的研究——很多突破性创新背后的基础研究是在欧洲完成的，论文是欧洲人写的——但突破性创新本身却不发生在欧洲。”

校对：纪元

制作：舰长

审核：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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