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以“中国经济展望：聚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专题论坛举办。会议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预期目标设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水平开放与全球合作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正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稳步转型，4.5%—5%的经济增长目标兼顾了潜力与现实，既务实又富有远见。

“实事求是”的经济增长目标

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2026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核心目标——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5%，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论坛上指出，这一目标的设定“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实际状况，作出的实事求是的判断”。

林毅夫进一步分析称，从增长潜力来看，到2035年之前，中国每年仍具备8%的增长潜力。这一判断基于三重优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在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每年近600万的人才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核心动力；按购买力计算，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大市场，拥有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最齐全的产业门类，硬件能力全球领先；同时，中国善于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不仅在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中仍保有80%以上的份额，更通过数字化、绿色化改造传统产业。综合这些因素，林毅夫认为，中国到2035年前保持8%的增长潜力并非过度乐观的判断。

不过，林毅夫也坦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中国作为第一大出口国，外部需求减弱，叠加去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冲突，内部又面临结构调整，“潜力就不可能得到完全发挥”。因此，4.5%—5%的目标既务实又留有弹性空间。“只要国际环境不发生太大的不可预期事件，中国经济增长达到4.5%甚至5%完全有可能，如果做好一点，甚至会有高于5%的增长。”

这一增长目标的调整，也反映着中国经济发展将从单纯追求增速，转向在波动中寻求可持续、高质量增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在总结时表示：“适度下调增长目标，并非放弃增长，而是通过改革创新，尤其是通用性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如人工智能创新等，为未来实现更快速度的经济增长积蓄动力。”

高质量发展的“解题路径”

何为高质量发展？林毅夫在论坛上给出了清晰的阐释。他指出，中国政府对此有着明确的定义，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2015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维度的新发展理念被正式提出。11年过去，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门槛上，这十个字被赋予了新的实践内涵。

那么，“十五五”期间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究竟有何新意？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江小涓给出了她的观察。她指出，创新在“十五五”期间将更多聚焦新质生产力，但重点已不再是单纯追逐新产业，而是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存量通过创新提升产出和竞争力”。开放层面，中国与发达国家正从互补型分工转向水平型分工，竞争不可避免，但中国在开放中强调互利共赢、竞争合作，这将成为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协调方面，会更强调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并在两者并重的前提下更加侧重消费端；共享则继续聚焦共同富裕；绿色则一如既往地坚持绿色生产大国、绿色产业大国的定位。

林毅夫进一步强调，新发展理念不能割裂执行，而应统一于“按照各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创新”这一基本逻辑。只有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才有市场竞争力，政府财政才能增收，才有能力投入城乡差距缩小、二次分配改善和绿色发展的建设。“所以我们要真正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各个地方的禀赋条件来进行创新，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就能够同时达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则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驾马车”：一批重视基础科研的大学与机构，一批能将基础技术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以及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在他看来，这正是“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是中国从“赶超经济体”迈向“第一梯队”的关键一跃。

在此基础上，郑永年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开源式现代化”。“以前部分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后，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抽掉，不让其他国家发展起来。中国要做的是，自己发展起来后，把这个梯子伸出去，允许、鼓励、帮助其他国家也实现发展，实现共同的现代化。”

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原副部长、纽约大学（上海）金融学特聘教授米凯莱·杰拉奇则从国际视角回应了这一理念。他指出，西方对中国“十五五”规划存在误解。他强调，中国并不想成为孤立的国家，而是希望持续推进贸易与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所在。中国不会关闭国门，而是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与外部世界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与此同时，杰拉奇指出，中国确实希望在能源、教育技术、健康卫生等关键领域实现独立发展和自主自强，但这并非走向封闭的信号，恰恰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明确的合作方向。“理解‘十五五’规划，就要读懂这些概念背后的开放逻辑，而非误读为割裂。”他表示，中国追求自主自强，是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分工的体现。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周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