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时间拨回两年前，“一人公司”更像是一种浪漫想象。

2024年，OpenAI 创始人奥特曼曾做过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判断：“一个人加一万块GPU，可以打造一家数十亿美元的公司。” 当时，这句话更多被理解为对算力和AI工具效率的夸张比喻。但在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的两年后，这一判断正逐渐从预言变为现实。

越来越多创业者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组织形态——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借助生成式AI与自动化工具，一个人或极小团队即可完成过去需要完整公司架构才能完成的工作：用Claude或Cursor写代码，用Midjourney生成设计，用智能体自动完成运营、客服甚至营销。

这种变化正在改变创业叙事。过去十多年，中国互联网创业强调“团队规模”“融资速度”和“组织扩张”；而在AI工具全面渗透后，效率开始压倒规模。

麦肯锡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57%的工作时长可被自动化，AI将催生大量人机协同型新岗位，岗位重构而非单纯替代。

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新的矛盾也在浮现。技术扩散速度远快于制度调整，“就业极化”风险上升，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加剧，而“超级个体”“一人公司”等新型就业形态，在税收、社保、监管和创业支持体系中仍缺乏清晰的位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建议，设立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创造AI就业友好型社会。建立协同机制并制定专项行动计划，推动全社会完成从“被动应对”AI挑战向“主动塑造”AI就业友好型社会的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系统应对AI时代就业变革

从AI Coding、科学计算到AI内容生产、自动化SaaS，一批“超级个体”开始以更低的组织成本推动产品落地。在国内，围绕“一人公司（OPC）”创业者形成的社群也在多地出现，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陆续形成相关网络。

不过，这一新兴创业形态仍处于早期阶段。尽管发展势头明显，但不少个体创业者仍面临成本压力高、资源获取分散、企业存续稳定性不足等现实问题。

对此，刘庆峰建议健全新就业形态制度供给，以“低成本合规、一站式服务、可持续保障”为导向，优化新型市场主体准入与合规流程；同时完善适配“一人公司”的税费规则与普惠金融支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转移接续与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并通过算力与软件服务补贴降低AI工具使用门槛，推动生产力工具普惠化，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在就业转型阶段，他同时提出，应完善转型期稳岗转岗公共支持与培训，强化社会保障托底。具体包括建设全国互认的AI培训体系，打通培训与就业流动堵点，提升劳动者技能可迁移性与市场匹配效率；做强公共培训与实训供给，提供“培训-测评-推荐-跟踪”一体化服务，提升培训成效；强化社会保障托底与再就业支持联动，设立过渡性帮扶，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有效缓冲职业中断带来的收入波动冲击。

提前布局下一代人工智能

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依赖“超级个体”与“一人公司”等新型创业形态，更需要在关键技术和产业生态上实现自主可控。

刘庆峰认为，在当前国际竞争激烈、AI时代转型的大背景下，应加大全栈自主可控AI研发与应用，提前布局下一代人工智能，抢占全球竞争制高点。

他表示，以大模型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关键焦点。我国AI产业发展迅速，但仍面临两大突出挑战：一方面，国内多数大模型对美国算力依赖度较高，国产算力占比偏低且更多用于模型推理。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仍不完善，适配效率不高、工程化能力不足，导致国产算力平台“不好用、迭代慢、门槛高”等；另一方面，面向通用大模型的前沿交叉学科融合能力，以及跨底层架构的系统性技术统筹能力相对薄弱。

针对上述问题，刘庆峰建议，应强化在自主可控算力平台上的AI研发和生态建设，布局国家级人工智能重大专项，组织国家实验室、领军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加强国产算力平台上的大模型关键技术攻关与生态建设；支持“量子计算赋能AI”、脑启发的新一代模型架构等研发，探索突破算力、能耗与可解释性等瓶颈的新路径，为我国在下一代人工智能竞争中赢得先机。

在应用侧，他还建议以央国企为示范牵引做大做强国产生态，形成标准、采购、考核闭环。通过完善央国企“AI+”专项行动配套政策，加快建立自主可控大模型在央国企的标准体系、采购目录与考核机制，推动国产方案在规模应用中加速迭代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