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引领中国开放范式升级，海南自贸港深挖中国—东盟合作潜力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具有多方面的深远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
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实习生陈颖 北京报道
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分析认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封关运作不仅标志着中国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实践迈入新阶段，也将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关键平台。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已升级至3.0版，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已落地生效多年，海南可依托自由贸易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降低区域合作的制度性成本，为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及区域合作深化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12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道。
针对海南自贸港的战略意义、独特优势、封关后的新发展特征及区域合作路径等问题，刘英在采访中一一做出回应。她强调，明年在深圳举办的APEC峰会也将为海南自贸港在规则对接、区域合作等领域拓展实践空间提供重要契机，有望释放更大合作潜力。
刘英指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不仅是我国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更凸显了制度型开放的战略价值。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具有多方面的深远意义。
相比国内其他开放平台，刘英认为，海南自贸港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区位与政策，更在于制度层面的系统设计与突破。海南自贸港以单独立法为保障，实行全域开放、系统集成创新，并构建对标国际的税收与开放政策体系，已成为我国开放层级最高、制度突破力度最大的对外开放新形态。
就封关后海南自贸港如何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刘英指出，双方可重点构建“东盟—海南—内地”中高端加工增值产业链，形成“东盟原料+大陆中间品+海南制造+中国市场”的内循环与“东盟原材料制造+中国消费”的外循环联动模式，释放制度红利。
她强调，最具潜力的合作领域包括热带农产品加工、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医疗健康与生物医药、蓝色经济与海洋合作等。此外，需统筹推进传统基建、新基建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海南从通道向RCEP区域枢纽升级。
她建议，可探索建立中国—东盟规则互认实验室、共建数字人才认证基地、设立蓝色经济标准合作区等机制，推动从政策红利迈向规则引领，通过小多边试点实现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绿色、服务贸易等领域的规则互认与标准共建，为区域合作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五大维度释放战略效能
21世纪：“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当前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形势下，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刘英：选择在12月18日这一与改革开放启动相呼应的节点推动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不仅是我国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更凸显了制度型开放的战略价值。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引领中国开放范式升级；二是构建双循环战略枢纽，重塑中国与东盟乃至全球市场的连接；三是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促进跨境资金自由便利流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四是赋能高端产业与消费回流，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五是探索绿色规则对接，抢占未来开放制高点。
21世纪：与我国其他对外开放平台或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海南自贸港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刘英：海南自贸港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区位与政策优势，更在于制度层面的差异化设计。相较于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以单独立法为保障，凭借全域性开放载体、系统性制度创新、国际对标性政策体系等核心维度，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层级最高、制度与政策突破力度最强的对外开放新形态。作为全省域统一推进的权益性开放载体，海南自贸港具备坚实的制度基础；系统性制度创新则实现了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的监管模式突破；国际对标性政策体系聚焦全球竞争力的税收与开放政策设计。在产业与功能定位上，海南自贸港走 “旅游 + 消费 + 高端制造” 的特色发展路径，既着力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与加工增值产业重要枢纽（加工增值超30%的货物进入内地可享受免关税政策），也在积极培育跨境金融创新高地。相关建设虽需时间积淀，但已展现出清晰的发展方向与潜力。
21世纪：封关之后，海南自贸港的门户作用将呈现哪些新特征？
刘英：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标志着我国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正式落地。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其以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为核心的新特征，全面重塑了自身在全球经贸及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角色。其中，“一线放得开” 旨在打造全球要素自由进出的开放高地，实现资金、人员、货物、信息的自由安全流动，零关税是重要体现，未来还将朝着零壁垒方向推进；“二线管得住” 则聚焦构建精准可控的内地联动机制，确保在高效对接国际市场的同时，守住国内监管底线。
构建“东盟—海南—内地”产业链
21世纪：在封关背景下，海南自贸港与东盟如何实现更深度的产业合作和经贸联系？哪些产业和领域最具潜力？
刘英：经贸产业领域的合作潜力体现在海南与东盟的联动上。双方可通过加速高附加值加工产业链供应链整合、推进服务联动及蓝色经济协同，形成多重内外循环联动。既包括“东盟原料+内地中间品+海南制造+中国大市场”的内循环模式，也可打造“东盟原材料制造+中国消费”的外循环模式，释放前所未有的制度红利，核心路径是构建“东盟—海南—内地”的加工增值产业链。
潜力增长领域集中在四大方向：一是热带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二是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三是医疗健康与生物医药，四是蓝色经济与海洋合作，五是文旅及大消费在内的服务贸易。此外，需通过基础设施与制度协同加速互联互通，不仅要完善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传统基建，更要强化光缆、5G或6G网络等新基建，特别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海南自贸港发展筑牢根基。同时，要推动区域协同效应从通道向枢纽升级，将海南自贸港打造为RCEP区域中心枢纽，通过政策叠加、功能复合及战略定位优化，进一步释放开放动能。
21世纪：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优势为中国—东盟及RCEP区域的规则、标准、认证对接提供了可能。在具体操作中，应如何推动制度协同和高标准对接？
刘英：在高端项目落地与外资吸引层面，核心在于以制度性开放政策红利为牵引，打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构建高效协同的要素流通体系。海南自贸港建设需聚焦资金、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区域系统性制度集成创新，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开放高地。
吸引外资的核心驱动力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实施全国最短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非禁即入”为导向，最大限度放宽市场准入；二是围绕政务服务、法治保障、监管效能、要素保障等维度推进制度创新，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需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三是强化高端项目落地的标杆示范效应，聚焦医疗健康、航空维修、绿色金融、文体消费等特色领域，依托产业清单目录精准布局，避免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普通制造业同质竞争，形成差异化、高端化的产业发展格局。
《21世纪》：海南自贸港的制度优势为中国—东盟及RCEP区域的规则、标准、认证对接提供了可能。在具体操作中，应如何推动制度协同和高标准对接？
刘英：高标准对接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核心关键，其核心引擎在于与东盟内部在规则、标准、认证领域的深度对接。以制度性开放为特质的区域一体化，不仅为海南自贸港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压力测试场和系统试验平台，更能通过制度优势赋能，推动规则标准的全面对接。 具体可通过三大核心路径推进：
一是依托零关税与加工增值政策，对接RCEP原产地规则、区域供应链及认证体系，重点突破标准与认证互认难题，为产业“走出去”奠定基础；
二是以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及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试点为抓手，率先对接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三是借助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如EF账户）与金融开放试点，打通资金流动与认证互认壁垒。 在实践层面，可探索建立中国—东盟规则互认实验室，共建中国—东盟数字人才认证基地，依托现有中国—东盟信息港提升规则标准互认水平；同时打造蓝色经济标准合作区，设立东盟规则对接服务中心。
制度协同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海南自贸港从政策红利迈向规则引领，其并非单向输出中国标准，而是通过小多边试点，推动中国与东盟及其他国家在数字经济、绿色金融、服务贸易、原产地管理等领域的规则互认与标准共建。
当前中国—东盟合作已升级至3.0版，海南可依托自由经济区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降低区域合作的制度性成本，为东盟共同体建设及区域合作深化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方案。此外，明年在深圳举办的APEC峰会，也为海南自贸港在规则对接、区域合作等领域拓展实践空间提供了重要契机，有望释放更大合作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