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柒财经

一场涉及上万投资者的兑付风波，将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浙金中心）推至风口浪尖，也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金交所，再次拉回到公众的视界。

这声惊雷，折射出的不止是某个平台的困局，更撕开了中国金融演进史上一段驳杂而厚重的褶皱。

它迫使我们去追问与凝视：金交所这类特殊机构究竟从何而来？又何以曾风光无限，却又在繁华中悄然异化，最终走向了寂静的落幕？

风起青萍

金交所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把镜头拉回到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为深化国资改革，规范不良处置，缓解企业融资难等，财政部在当年3月出台《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54号）。

该文件明确规定：“非上市金融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隶属关系的限制。”

这份仅六千字的文件被视为新生物种——金交所问世的直接政策推手。

一夜东风江水腾，2010年5月，京交所（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和天交所（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相继揭牌，拉开了地方筹建金融资产交易机构的大幕。

据柒财经了解，在发展之初，金交所的准入门槛并不低，不仅要取得省级政府批准，还要通过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验收。

大概在2012年，制度有所松动，审批监督权下放至省级政府，无需中央层面“盖章”，这为金交所从星星之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创造了便利条件。

2015年前后，全国金交所数量攀上近80家的顶峰，呈现出“一省一所”甚至“一省多所”的格局。即便是贵州这类金融基础相对薄弱的省份，也曾拥有六七家金交所。

而围绕金交所上下游催生的代理商、服务商等，更是高达数万家，且混杂了不少“伪金交所”。

作为大势的产物，金交所带有鲜明的“出身”印记——国资站台+省级监管。

比如，北金所的身后是北京产权交易所、信达投资、华能资本、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等，以及央行旗下的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天金所则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与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共同出资。

而当前正陷入舆论漩涡的浙金中心，设立于2013年12月，股东阵容堪称豪华：浙江省金融市场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城建投资控股、国信弘盛、民生置业，均为央国企或下属成员；曾主导开发过五水共治、安居工程、高铁建设等一批重大项目。

这种隐性的信用加持和较为宽松的监管，使金交所逐步演变为“万能融资通道”，成为各路资本竞相争夺的“唐僧肉”，也为后续的扭曲、异化埋下伏笔。

扭曲异化

金交所的诞生，其设计初衷清晰：打造一个公开、透明的专业化平台，服务于金融国有资产转让和不良资产处置，防止暗箱操作导致的资产流失，并助力企业融资。

时任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曾在京交所开业致辞中表示：“这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一环，旨在服务实体经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首批挂牌项目确实以金融股权和不良资产包为主，动作规范，信披合规，参与者主要为专业机构。

但由于金交所的特殊性，作为场外市场，隶属地方政府管辖，游离于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之外，随着业务边界不断被突破，包括承做非标类城投债，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定向融资等，以及蚂蚁、百度、恒大金服等互金巨头涉足，其逐渐走上扭曲、异化之路。

一方面，P2P平台为规避监管，借道金交所，造成业务虚增，底层风险积聚。

2013-2015年，移动互联网与金融创新的浪潮交汇，以P2P为代表的互金玩家异军突起，它们急切地寻求一切能够为自身增添合法性与可信度的标签。

而拥有地方政府批文、自带“牌照光环”的金交所很自然地被选中，双方各取所需，顺利结成亲密“搭子”：

互金平台将大额债权或资产包，像切蛋糕一样拆分成若干小份额，或者将产品设计复杂化、层层嵌套，在金交所完成“登记备案”和“挂牌”流程，然后出售给投资者。

该种模式巧妙地实现了一石二鸟：既绕开当时监管对P2P平台设定的借款额度限制，同时又凭借金交所“类官方”的背书极大地消除了投资者的戒心，吸引社会资金涌入。

盈灿咨询统计，2015年到2017年3月，有超过20家互金平台与金交所合作推出过产品。

另一方面，恰逢“资管新规”过渡期，信托、券商等传统非标融资“闸门”被监管用力拧紧，大量“缺钱”“找钱”的需求涌向金交所，推动其进一步迈向失控。

多重因素叠加，于业务规模和交易量爆发式增长的水面之下，金交所的核心角色发生了异化，较大程度上已经从公开的产权交易机构蜕变为藏匿、洗白的“温床”和“套利渠道”，导致不少资质堪忧、乃至虚构的项目被放行，资产底色急剧恶化。

更危险的信号在2020年后显现。监管要求金交所不得向个人销售产品，但仍有部分平台以“会员制”“机构名义代持”等手法绕行，致使个别金交所沦为“P2P转型所”，对一栋栋“烂尾楼”包装再上市，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金交所开始真正走进大众视野、被广泛热议。颇为尴尬的是，其从鲜为人知到尽人皆知，进程的加速离不开一起起爆雷事件输出的强劲“马力”。

柒财经梳理，2016年侨兴私募债违约风波，2018年先锋系“自融”黑洞，还有后来的中植系定融迷局，海银财富骗局，雪松控股涉众募资等，都和各地的金交所牵连颇深，也让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

喧嚣散尽

对于金交所的一举一动，监管始终保持密切关注和跟随。

实际上，早从2011年起，也就金交所刚刚发轫两年之际，监管便给其套上“紧箍咒”。

时年11月，国务院发布38号文——《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建立了由证监会牵头组成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的制度。

2012年2月，国务院再发《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划定“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等红线。

第二轮整肃在2017年，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关于对互联网平台与各类交易场所合作业务进行清理整顿的通知》，明文禁止互联网平台代销金交所产品。

第三轮收紧始于2018年“资管新规”， “破刚兑、去通道、禁资金池、净值化”的“利刃”，使金交所非标融资通道的中枢功能受到致命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次年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中提到一组数据，给外界打开了一扇透视金交所体量和隐患的窗口：“截至目前，全国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的债权类业务存量仍达8517亿元，涉及约120万名个人投资者，规模压降较慢，风险不可忽视。”

2020年证监会专项通知继续勒紧缰绳，金交所从高峰期80家降至60余家。联席会议在12月的第五次会议指出，金交所“数量过多，展业不规范，风险管理不到位”。

2022年，江苏、河北等地率先取消辖区内金交所业务资质。紧接着在7月，京交宣布“不再开展包括非上市国有产权转让、不良资产转让等在内的一般金交所业务”。

京交所的标杆性转身，意味着活跃市场十年之久的金交所行至尾声。

大面积清退出现在去年，也被称为“金交所关停年”。到2024年8月，全国已有25家金交所被取消资质，19个省级行政区实现清零，上百家“伪金交所”被连根拔除。

同年10月31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公告：“不再保留浙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资产交易业务资质”，并强调，“资质取消不影响其依法妥善承接存量业务，平台需继续承担处置责任。”

换言之，浙金中心交易平台的“身份”已宣告终结，但其处理遗留问题、化解存量风险的“责任”并未就此解除。

长风浩荡，喧嚣尽散。这场整治行动的彻底性在2025年9月22日得到了官方确认。证监会主席吴清掷地有声：“关闭金交所、‘伪金交所’成效明显，同时约7000家僵尸私募机构完成出清，‘伪私募’等增量风险基本得到遏制。”

吴清的表态，为金交所长达十五年的野蛮生长史，和持续数年的金融排雷行动画上了句号。

鉴往知来

回望金交所十五年兴衰史，不难发现其存在本身就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深层特征。

有学者评价，金交所的兴衰是一部“中国式金融创新”样本。它生于特定时期中央和地方的罅隙中，兴于非标资产膨胀与监管套利需求的土壤里，最终因路径根本性跑偏，以致风险聚集，负重过大而敲响“丧钟”。

鉴往知来，虽然金交所已经退场，但它为行业留下的警示和反思并没有消失，也为之后的改革者提供重要启示——金融不同于其他商业，创新必须在有效监管框架下进行，否则便如脱缰之马，终致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