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柏年

来源：柏年说

中国的经济重心，正在发生建国70年以来的第4次转移。

第一次是建国之初，为了方便使用日本遗留的工业设施，和就近承接苏联的工业援助，国家的工业中心，从民国时期的江浙一带，转移到东北。

东北成为新中国的长子。

第二次则是60、70年代，随着中苏交恶、以及美国第七舰队封锁我国沿海地区，我们开展“大三线建设”，运送大量工业设备、人员到中西部地区。

四川、湖北等中西部省份，建立了完备的重工业体系。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接入世界贸易体系，向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出口低端商品，我们的工业中心从内陆地区，重新向具有地理优势的东南沿海转移。

而今天，随着美国再度对我们施加新的关税制裁，“大博弈时代”已经全面到来。

中国的经济重心，正在发生关键的第四次转移。

而许多人的人生际遇，也将由此发生变化。

近些年来，很多人会感觉中国越来越强大了，我们的大飞机升空、新航母海试，国家实力蒸蒸日上。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自己、或者身边的亲戚朋友，有的人生活境遇却并没有改善，有的人生活压力反而越来越大。

这种“国家发展”和“个人命运”的割裂感，究竟是怎么来的？

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正面临着这样的困惑，那么我强烈建议你把这篇文章看完，它可能会悄然影响到，你未来十到二十年的人生选择。

在我看来，很多人产生的这种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割裂感，其实是因为身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不幸落入到时代变革所产生的输家群体里。

因为从历史来看，每一次中美关系出现巨大变化，都会导致中国的战略转向，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除了文章开头，我简单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重心曾发生的4次转移，背后都有中美的因素以外。

中国的各级社会阶层，也曾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天翻地覆。

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

当时美国基于意识形态敌视中国，后面又遇上“中苏交恶”。

这就导致，我们在建国之后的近30年间，在国际上孤立无援。

这个时候，我们的战略主线是什么？是毛主席强调的“自力更生”。

但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很多基础的工业品都没办法生产，怎么自力更生？

我们又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的经济援助又停止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只有“对内”想办法。

由此，便衍生出了著名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工农业剪刀差”。直白点说，那就是用农民的劳动成果，去补贴工业、刺激工业发展。

这种国家战略，落实到个人的人生际遇上，那就是带来的“农民身份”和“工人身份”巨大的待遇差距。

比如说工人，吃“商品粮”不说，生病了有职工医疗、老了还有退休金可以拿。而普通农民，这些待遇都是没有的。

在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下，衍生出来的一个奇特现象是，城镇户口和工人身份，一直到80年代都非常地吃香。

以至于在婚恋市场上，有些城镇青年即使有些身体残疾，照样有农村姑娘嫁上门来；而相反地，城镇姑娘嫁到农村去，却非常地罕见。

话说回来，工人待遇虽好，但是对很多农民来说，当初并不是没有选择的机会。

例如在50年代“一五”、“二五”时期，国家新建了一大批工厂、急需工人，很多工厂多次面向农村地区“大招工”。

但最后的结果呢？

却是很多农民还遗留一些“小农思想”，因为家里刚土改、分到几亩田，觉得温饱没有问题，也不愿意背井离乡，所以并没有选择去当工人。

反而是很多在村子里，无依无靠的孤儿青年，因为没有什么牵挂，才选择进厂。

那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此后二三十年，那些选择成为工人的人、和留在农村的人，人生轨迹从此就岔开了。很多农民后来再去想当工人，机会的通道却已经关闭了。

除了农村里的孤儿，50年代还有一批人，抓住了这个成为工人的机会，那就是那些政治敏锐度高、思想先进的人。

这些人抛弃了所谓的“小农思想”，觉得当工人好、响应国家号召，与国家的步调保持一致。

而时代，最终也给了这些人丰厚的回报。

但是当时间来到70年代末、80年代，一切情况又大不相同了。

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中国发生了第2次战略转变，那就是“改革开放”。

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改革开放，这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深思熟虑的结果。

70年代，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原因，意图拉拢中国，从而实现了对华关系的缓和。

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决定从中国台湾地区撤军；此后，一批西方阵营国家同中国建交。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和解，那70年代末我们单独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很难的。

因为“改革开放”不是单方面的，我们想改革开放，美国要是拒绝怎么办？

而正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和解，我们相对应地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国才迎来了除“自力更生”以外的第二种发展模式：

那就是通过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接受来自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移，积累发展所需的资本。

这一种发展模式，因为有外来资本和对外贸易的帮助，比我们建国后的“自力更生”模式，要快得多。

而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和战略转变，落实到普通人的头上，那就是带来了两个“赢家群体”和一个“输家群体”。

两个“赢家群体”，第一个是“知识分子”。

我们都知道，知识分子群体中有著名的“新三届”。指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7、78、79年三届大学生。

这一批人，今天大多都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中流砥柱。从政的，成为政府高官；经商的，多是企业高管；留在学届的，成为学界大儒。

这一批人的人生际遇，比较他们生的早的人、和生的晚的人，都要好很多。

为什么“新三届”的大学生，后来大多成了“人生赢家”？

因为他们满足了中国战略转变后、新发展模式的需要，那就是成为中国与美国连接的桥梁。

例如，我们看克强总理的传记，他1978年上大学，大学里面给老师和同学们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是英语学得好。

同时，如果我们读很多“新三届”大学生、后来成为名人的他们的传记，大学里面他们干的最刻苦的事情，也是学英语。

基于同样的理由，80年代、乃至整个90年代的海外留学生，因为能更好的满足“连接西方、连接美国”的这种战略需求，如果选择回国，后来也都非常的吃香。

而这种上一辈的历史经验，也就导致了今天，很多中国父母将他们的子女送出国读书，试图复刻他们、或者他们身边人的成功轨迹，从而催生了前些年的“留学热”。

除了第一批大学生以外，还有一批人满足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新的发展需要，那就是“商人群体”。

和大学生“新三届”类似，商人群体中也有成材率特别高的一派，“92派”——指的是1992年“南巡讲话”、中国决定发展市场经济后，第一批选择下海经商的人。

为什么商人群体在90年代获得了成功？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想要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就必须适应美国，打破旧的计划体制、发展新的市场经济。

而在中国转变经济模式之初，市场上有非常多的资源错配和信息不对称，由此给了商人群体倒买倒卖和掘金的机会。

例如传奇商人牟其中，90年代用500车罐头换来了俄罗斯的飞机，再卖给国内的航空公司，赚了1个亿。

这种资源错配和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在今天市场经济已经充分开发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再有了。

同时，也因为我们打破旧的经济体制，从而产生了一个“输家群体”——那就是曾在建国后一度非常吃香的“国企工人”。

众所周知，90年代末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缘故，国内经济暂时困难，倒逼国企改革、工人大下岗。

但即使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这种外部冲击，国企改革和工人下岗，也是迟早的事情。因为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产物，效率较低，不适应中国新的发展模式。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由国企主导对外贸易、成本太高，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在美国买家面前，是拼不过其他竞争对手的。

对外贸易这种事情，必须由讲效率、讲成本的民企来干。

也因此，一大批国企工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经济转变下的“输家”，这也是改革所带来的阵痛。

所以可以看到，历史上两次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是中国社会从地域、到阶层的深刻变革，可以说是影响到了几乎每一个人。

而时间走到今天，中美从建国之初的对立，到70年代之后的和解，再到今天的大博弈，我们又面临建国以来，第三次大的中美关系变化，这才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美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促使我们国家做出新的战略转变。而当前，我们正处于这种巨变的漩涡当中。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可以亲身感受到，新一轮的社会改革正在汹涌而来。基建、房地产、金融、互联网，体制内外、共同富裕、反腐倡廉等等。

它们都和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有着内在的联系。

那既然有改革、有转变，就必然会产生相对应的赢家和输家。

那些顺应国家改革和战略方向的人，就是赢家，而那些阻挡中国做出转变的事物，就会成为历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