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全年，我国医药BD交易总额达635亿美元，同比增长22.59%。 ]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进入从药品仿制迈向源头创新的转型攻坚期。本土创新药企培育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质研发资产，凭借创新药业务拓展（BD）登上国际舞台。

BD交易作为资源整合的关键路径，其井喷式增长态势标志着我国创新药产业化升级的阶段性成果，但需警惕繁荣背后折射的深层问题。

创新药BD交易井喷式增长

我国BD交易呈现井喷式增长。2024年全年，我国医药BD交易总额达635亿美元，同比增长22.59%，其中单笔金额超过5亿美元的重磅交易数量高达24项，总金额高达430亿美元，占全球重磅交易近20%。

2025年增长势头更趋强劲：前五个月，我国在全球首付金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规模级交易总量中占比达42%，较2021年的5%实现质的飞跃，业界预期全年交易额或再度刷新纪录。2025年5月，三生制药将其双抗药物SSGJ-707的海外权益以首付款12.5亿美元、总金额超60亿美元的价格授权给辉瑞，刷新了中国创新药单笔授权交易纪录；同年8月，恒瑞医药与葛兰素史克（GSK）达成协议，将一款核心药物HRS-9821和11个早期项目的全球权益授权GSK，交易首付款5亿美元，潜在总金额高达125亿美元，创下中国创新药单笔BD交易新纪录。这些案例充分印证了市场对产业前景的积极预期。

我国BD交易主要表现为创新药企通过授权引进、对外授权、合作开发及并购等形式，将未上市或早期研发阶段的创新资产授权给跨国药企进行全球开发。短期而言， BD交易不仅是获取现金流以维持研发进程的关键手段，更是让创新成果获得全球认可的重要途径。但从长期来看，中国创新药集中在临床研究阶段的BD交易授权，临床前研究管线大幅缩减，对后续研发和商业化能力持续积淀构成挑战。这在2024年已有征兆，华东医药、再鼎医药、舒泰神、百济神州、亚虹医药等超过15家国内药企先后宣布终止研发项目；其中，上海医药一年内连续终止12个新药管线，累计损失近7亿元。

创新药BD交易面临的问题分析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面临从“仿制药”向“原研药”转型的攻坚期。BD热潮折射出转型期的深层困境：当企业为生存被迫“出售鱼苗”（潜力管线），国家便丧失“培育大鱼”（重磅创新药）的能力。

对于多数处于临床阶段的创新药企而言，它们正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自身造血能力薄弱，另一方面外部融资渠道萎缩，因此被迫接受BD低溢价交易。

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在于交易双方的地位失衡：买方多为资源雄厚、布局全球的跨国药企，卖方则多为尚处临床研究阶段、议价能力不足的本土药企。这导致本土药企在交易谈判中面临多重制约：其一，处于研发阶段早期（Ⅰ/Ⅱ期）项目，面临买方的高风险折价；其二，跨国药企掌握发达国家市场渠道，本土药企全球化能力缺失；其三，买方往往通过“优先认购权”“反向许可条款”等设计锁定后续权益，压缩卖方的长期价值空间。

普米斯生物的案例印证了这一困境：该公司于2023年11月将双抗产品BNT-327以5500万美元首付款授权BioNTech。而2025年6月BioNTech将该权益转售给BMS时，估值已飙升至111亿美元。两年价值增长逾7倍，而原始研发方仅分得最终价值的不到0.5%，价值落差超过200倍。此类交易虽解企业燃眉之急，但往往以牺牲长期价值为代价，造成国家战略创新资产的持续性价值流失。

产业生态各环节也会因潜力资产的流失出现连锁退化反应。在研发端，企业易形成路径依赖，为加速变现集中布局同质化靶点，而神经退行性疾病、罕见病等领域遭受冷遇。企业对长周期、高风险的原创药研发的投入自主意愿降低，源头创新动力日趋衰弱，临床前研究管线规模持续缩减。这反过来又削弱了本土药企通过自主创新获取长期价值的信心。

在生产端，与创新药配套的关键生产工艺开发需求也随之转移海外，本土合同研发生产组织（CDMO）的产能重心也向海外需求倾斜。然而，海外需求多为成熟和规范化的工艺代工环节，而非国内创新药所需的定制化、针对性的工艺开发和生产。服务于国内创新药企的临床产品生产及工艺放大需求的缺失，导致本土CDMO企业在关键、前沿、高端工艺技术上的积累停滞，削弱了支撑国内源头创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本土供应链韧性。

在人才与资本端，伴随BD交易，风险资本对早期研发，尤其是高风险的原始创新和前沿技术的长期投入兴趣萎缩，转向追逐已有交易背书、风险较低的后期项目。这种风险偏好的转移，叠加源头创新管线的萎缩，加剧了基础研究人才的持续流失，进一步恶化产业创新的前期生态。

在产业层面，产业增值链的完整性面临挑战，从“研发—生产—市场—支付”形成的产业链闭环存在结构性弱化趋势。本土企业存在向全球创新链中“代工环节”集中的风险，产业附加值持续减少，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在国际层面，跨国药企通过BD交易低成本获取中国创新成果，加剧了“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代际弱化。在市场层面，医保基金支出中进口创新药占比提升，进口创新药反向挤压本土原研药的支付空间。

构建创新药可持续发展生态

破解BD交易短期繁荣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治本之策是构建“育好苗、养大鱼”的内在创新生态，推动BD交易反哺本土创新，打通“研发—资本—市场—支付”的良性正向循环。

第一，深化定价支付改革。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体系，制定体现药物临床价值、经济性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价标准，明确创新药械准入医保目录的核心指标体系，避免“唯低价中标”挤压创新空间。进一步深化“医保、医疗、医药”三医联动协同机制，建立医保支付、医院采购、医药研发的跨部门协商平台。探索多元化支付机制，化解突破性前沿疗法入院阻力。推动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互补，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拓宽融资投资渠道。引导资本与基金聚焦重大创新药械项目和创新药企，重点投资具有FIC（首创新药）、BIC（同类最优）潜力的优质创新项目和药企。优化创新药信贷服务，开发与创新药产业更加适配的专项信贷产品，提升债券融资支持力度与规模。建立药监局与证监会的双审联动协调机制，优先支持拥有重大原研管线的创新药企首发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在上市标准中，适度放宽市值和营收等硬性标准，强化对核心技术替代性与创新性的评估权重。

第三，完善创新药械临床应用支持政策。建立药监局、卫健委和医保局等跨部门协调机制，统一药械审批标准与流程。重点消除创新药在技术评审、注册准入、临床应用等环节的政策断层，实现“一次申报、三端并联审评”模式。推行“创新药械优先审批”政策，为重大原研药开辟绿色通道，并探索创新药械临床应用试点。建立自上而下的分级推广与临床价值评估机制，分步覆盖各级医疗单位的临床实际需求，规避新药推广的趋利风险。

第四，推动临床推广规范化。建立创新药械推广合规性白名单制度，经备案允许新产品在临床准入后合规开展推广、培训与教育活动，并定期对药企学术推广合规性进行评审，以提高创新药械临床应用推广效率，加速实现新药新械的医疗价值和经济价值。构建第三方学术平台与监督机制，阻断药企与医院端非规范性的利益输送。推动医学推广顾问（MSL）专业性认证体系建设，实施国家统一考试与资格认证，确保学术推广人员的专业性。

第五，国家战略性参与。对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科技创新核心领域，尤其是居于全球医药前沿地位的重大原研药项目，国家深度参与投入和扶持。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或产业投资等方式，直接参与支持原研项目，从原研设计、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到注册上市提供全链条支持，分担高成本的研发风险。

（谢江涛系广州金墁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