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姗

2025年的公募基金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人才流动变局——知名基金经理相继离职，“公奔私”浪潮再现。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张翼飞、鲍无可、周海栋、张宇帆、王士聪、王鹏等多位绩优公募基金经理“清仓式”卸任，曹名长、于洋、周克平等知名基金经理离任一度引发市场热议。从目前市场层面的消息来看，多位基金经理的去向均为私募。

近年来，随着基金投资者偏好转变、公募行业掀起薪酬改革与费率改革等原因，公募基金经理队伍流动加剧。管理规模较大的明星基金经理作为投资业务的中流砥柱，其离任往往影响较大。

当行业里不少绩优基金经理官宣离开，市场不禁要问：今年以来公募名将为何频频“出走”？此轮“公奔私”浪潮呈现何种特点？公募行业又应当如何应对人才“挖角”挑战？

“奔私”潮再现

7月17日，安信基金发布12份基金经理变更公告，宣布首席投资官张翼飞卸任其管理的全部9只基金并离职。这名管理规模超300亿元的“固收+”名将，在安信基金任职13年后正式离任。经济观察报了解到，张翼飞的下一站是私募。

7月22日，招商基金发布公告称，增聘陆文凯为招商优势企业的基金经理，与翟相栋共同管理该基金。据经济观察报了解，翟相栋后续将卸任其在管的相关产品，职业生涯下一程或是私募。

再往前细数，不少知名基金经理都选择在今年“递交辞呈”。

5月17日，景顺长城基金名将鲍无可的离职传闻落地。作为业内知名的“双十”基金经理（管理基金10年以上、任职以来年化收益超10%的基金经理），鲍无可在卸任前管理着8只基金产品，总规模为162.07亿元，其中6只的任职年化回报都超过10%。

4月17日，工银瑞信基金发布公告称，蒋华安因个人原因卸任工银养老2035、工银养老2040等9只FOF（基金中的基金）的基金经理，并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离职前，蒋华安是工银瑞信基金的FOF投资部总经理，是该公司的“FOF一哥”，拥有16年证券从业经历。

3月12日，华商基金发布公告称，周海栋因个人原因离职，卸任所管理的6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其管理总规模近300亿元，占华商基金权益类产品的六成。他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双十”基金经理，在任期间年化回报率达15.26%，资管从业年限超10年。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清仓式”离任的知名公募基金经理还有宏利基金王鹏、富国基金谢家乐和于洋、建信基金周智硕、嘉实基金洪流、工银瑞信基金张宇帆、华夏基金周克平、中欧基金老将曹名长等。

前海钜阵资本首席投资官龙舫认为，近年来，公募行业掀起薪酬改革风潮，以及监管推动公募公司“去明星化”的趋势，可能导致部分明星基金经理“出走”，寻求更高薪酬和其他发展机会。

纵观近年来公募行业的人才流动，尤其是绩优基金经理的离任频率，通常都和市场牛熊周期存在一定关联，市场上涨行情往往伴随着基金经理“奔私潮”的涌现。

从2006年开始，至今公募行业已经经历了4次基金经理“奔私”浪潮：第一轮发生在2006—2007年，彼时处于公募行业发展初期，由于激励机制相对不足，有了一定行业积累的基金经理选择转向私募，比如石波创立尚雅投资、赵军创立淡水泉；第二轮发生在2012—2015年，A股市场迎来一波大涨行情，王亚伟、胡建平、冯刚等大批明星基金经理“另起炉灶”，谋求在私募领域“大展拳脚”；第三轮发生在2020—2022年，此间，A股行情经历了大起大落，公众对公募产品的关注度在历史上罕见，以董承非、崔莹、周应波等为代表的知名基金经理陆续离开公募行业，或自主创办公司，或加盟私募平台；第四轮从去年开始，一批公募老将相继离任，掀起了又一轮基金经理“奔私”热潮。

“牛市启动后，过往业绩好的基金经理，有比较稳定的客户群体，所以更容易‘奔私’。”龙舫说。多位受访的私募行业人士表示，私募行业更追求绝对收益，在市场向好时加入或创立私募机构，业绩优异的基金经理有望获得更丰厚的回报。

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有华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基金经理“公奔私”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其一，私募的激励机制更具吸引力，相较于公募基金相对固定的薪酬体系，私募机构采用的高比例业绩分成模式对绩优基金经理更具吸引力；其二，私募投资自由度更高，私募基金在产品设计、投资策略和仓位管理等方面具有更大的操作弹性，能够更充分地实施投资理念；其三，职业发展诉求，成熟基金经理在积累优秀历史业绩和忠实客户群体后，往往寻求将个人品牌价值最大化，私募则为其“自立门户”提供了良好平台。

据记者了解，今年离职的多位公募基金经理大多选择加入成熟的私募平台，而非自行创业，这与前几轮“奔私”情况形成明显反差。受访的私募业内人士认为，相比往年，如今自主创业的难度和门槛显著提高，监管政策和募资环境均趋于收紧。

摆脱“明星”依赖

据私募排排网数据，截至2025年6月底，拥有公募从业背景的私募基金经理有863位。从他们分布的私募规模来看，共有555位任职于5亿元规模以下的私募，仅有36位“公奔私”基金经理任职于百亿私募。

刘有华指出，私募激励机制更具吸引力，投资自由度高，能让基金经理更充分施展个人投资理念与策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后，可能面临平台红利消失、研究覆盖范围缩减、交易系统和风控水平与公募存在较大差异等情况。

因此，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刘有华认为，投资者不能盲目跟投，要认识到公募与私募运作机制的差异，评估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的策略适应性、风控能力等，再做投资决策。龙舫也谈到，部分基金经理转投私募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业绩大幅下滑；另外，相对于公募产品，私募产品的信息披露较少，小部分私募可能还存在合规风险，投资者需警惕盲目追随“明星光环”。

过去一两年来，基金行业推进费率改革、薪酬改革，叠加“去明星化”等，在促进行业正本清源的同时，也引发如何对优秀投研人员进行合理激励的思考。公募基金如何留住优秀人才，成为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Wind数据，截至7月15日，年内离任的基金经理数量已经达到了196人，即将突破200人。这一数据也达到了近年来的历史峰值，较2024年、2023年同期分别增长11.4%、20%。

从过往情况来看，明星基金经理的“出走”往往会让机构规模短期承压，尤其是知名基金经理出走对中小基金公司带来的影响更为明显。

天相投顾基金评价中心研究人员表示，对于大部分知名基金经理的代表产品来说，其规模往往在基金经理离任后发生较大变化，这表明市场对于知名基金经理的认可度较高。一旦基金经理卸任，其所管理的产品可能会遭遇较大规模的赎回。

龙舫建议公募基金公司应该构建更稳健的人才梯队与可持续发展机制。比如，在人才培养方面，基金公司应以提高投研能力为核心，建立导师制，通过“传帮带”来培养人才，加强团队培训和团队协作，形成内部人才培养体系；在激励机制方面，基金公司可以通过股权激励和职级晋升来留住人才，也可以建立长周期考核激励机制，加强薪酬与贡献的挂钩力度。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公募行业正在致力于摆脱对“关键少数”的依赖，有意淡化个人标签。

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引导基金管理人构建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系，做好投研能力的积累与传承。2025年5月出台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并提出“支持基金经理团队制管理模式，做大做强投研团队”。

受访的公募行业人士普遍认为，公募机构打造平台化、团队化模式，以摆脱对单一基金经理个人能力的依赖，未来基金“团队共治”有望成为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