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一单能给我们调低20元，现在快到年底了，调价幅度又要加大，调价助手又关不掉，后期也不给商家补偿，有时候害怕进订单，做一单亏一单。”

12月17日，在云南经营一家中等价位酒店的店主麦佳告诉记者，自今年年初，她就发现美团后台系统有了微妙变化，“调价助手”变成一个必选项，已是底牌价格的房费常被调低10-30元，而当她向当地业务经理提出疑问时，对方则常以“这个是后台全网比价后自动压价，我也没有权限管”的话术回应。

酒店业的价格战早已打响，线上平台的“最低价”之争陷入胶着，商家在携程、美团等头部平台间艰难腾挪，“强制调价”成为秘而不宣的竞争砝码。

美团强制调价引发商家不满

“竞品平台是给客户折扣价，从平台佣金里自掏腰包补贴给消费者，美团是直接压低我们客单价，佣金还是抽成10%，甚至最近上调到了15%，让商家为全网最低价买单。”对美团强制调价不满的商家，却已无法离开头部平台搭建的完整生态和巨量流量池，困在头部平台的角逐夹缝中。

不断加码的强制调价

“从今年开始，全国商家都被强制登录了调价系统，不论其他平台出于什么定价逻辑，美团一定得是全网最便宜的，这叫'价优'，其实已经是恶性竞争了。”重庆龙头寺火车站平价酒店的老板严婷婷不免抱怨。

飞猪发布的《2024国庆假期出游风向标》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外酒店均价同比下降约4.5%，对于低价的争夺，是酒店住宿业的普遍转向。

而酒店业中的非连锁品牌，对具有渠道“统治力”的OTA平台已有高强度依赖。《2024年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国酒店客房总数约1650万间，其中连锁客房数约676万间，非连锁客房数约974万间，品牌连锁化率相对较低。这也意味着，更多中小酒店无力搭建自有系统，而高度仰赖OTA平台的流量获客。

麦佳坦诚地表示，自家酒店过去深耕线下，精心维护了一大批协议客、自来客，他们尚能提供约50%的订单量，此外便有28%的订单来自携程，22%来自美团，“我们还算有底气和平台掰手腕，估计其他酒店线下订单占不到20%，一大半都得靠平台给流量，那你能硬气拒绝人家调价吗？”

一家安阳内黄县的经济型酒店的后台数据恰恰印证了这一窘境。老板于经纬告诉大众新闻记者，在县城这类下沉市场，美团的渠道掌控具有绝对优势，他的店内订单中80%均来自美团用户，“前几年是美团的本地业务经理来求着我们入驻，现在我们如果不配合，搜索流量被置底，几天接不到一个订单，那就真可能关门大吉了。”

在调价助手这一工具的强势绑定下，于经纬算了一笔账，“一般给携程、美团两个平台的底价都是200元，携程从自家10%的佣金里拿出20元补贴消费者，消费者就只用付180元；而美团调价助手一旦追踪到同家店在竞品平台只卖180元，它就会直接调到同价，但佣金不变，也就是由店家承担这20块钱的损失。”

而调价频率、幅度亦有不断加码的迹象。严婷婷苦笑表示，“每天都会给我调，上午10点、下午4点左右各一次，有时候一不留神，进订单才知道又被调价了。”

在麦佳看来，美团调价引发商家“集体讨伐”的本质在于，它既希冀保持价格竞争力，又不愿减少佣金收入，便借力主导地位将价格战的成本高压转嫁于丧失议价权的中小商家，“这个行业微薄的利润也要被平台榨完了。”

拒绝接单的隐形惩罚

“如果选择不接单，还会被扣分，分数低了流量严重流失，相当于被隐形了，不听话的商家就会被惩罚。”

12月，当每单被压价20元的美团订单突然涌入时，南充川北医学院附近的酒店老板赵燕琳当即向商服电话求助取消调价助手功能，商服即专为商家服务的热线，对方告知可与当地业务经理对接。

12月19日，记者拨打美团酒店商家客服电话，得到相似解释，“调价助手可以帮助酒店识别流量及转化率，当不希望使用此工具时，可以联系负责酒店的业务经理，提出申请。”

但当赵燕琳向业务经理申请时，对方也仅向她表示，“都是后台自动比价，我没有操作权限。”

赵燕琳告诉记者，当地同行甚至找到了南充的美团办公室，“上门盯着他们退调价助手”，仍无果。拨打12315等热线电话则被告知，热线服务于买卖双方，即处理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投诉，商家与平台的纠纷并不在职能范畴，无法予以帮助。

法律起诉并非不可行，但在于经纬看来，“跟大平台强势的法务部门耗不起，流程上麻烦，成本也很高。”他加入了一个本地酒店的群组，有人提议以“不正当竞争”提告美团，走集体诉讼流程，但利益难统一、整体规划难执行始终让他们“卡住”，寸步难行。

面对堵塞的维权之路，“拒接调价订单”的消极抵抗似乎成为唯一选项，但是，在平台生态内，对于商家不配合的行为，处处设置着隐形惩罚。

“限流” 是商家最为“闻之色变”的平台惩罚。如果屡次拒绝被调价，“在系统内摆烂”，则可能在流量池中被沉底，用户难以通过搜索、推送等形式发现酒店。若持续被限流，在激烈竞争的酒店市场无疑是一记“猛锤”。于经纬形容，这类手段即“用流量控制商家”。

此外，赵燕琳还遭遇了另一种状况：当她因调价蒙受损失申请赔偿后，因态度强硬，平台方答应补偿。但几天后，她很快又被以其他名义罚款5000元，她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间接惩罚”。

而本土的业务经理作为平台与商家之间的桥接点，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这亦给策略的一致性造成破坏。麦佳告诉记者，她对接的业务经理有时“几个星期一换”，问起调价的政策， 内部似乎也无明确应对方案，有时候取决于商家是否表现出足够的强硬与谈判空间。

严婷婷透露，她从重庆相熟的业务经理处得知，能否保证美团价格为全网最低价其实可能与业务经理的业绩挂钩，“如果美团比其他平台高了，那对业务经理是有考核的，如果是低或持平的话，对他们也有奖励。”

在隐形惩罚与业务经理人为控价双重压力下，净利润越摊越薄的非连锁酒店不得不卷在平台价格战中，努力寻找喘息空间。

头部竞争中，被挤压的百元酒店

“43元”，是一家个体小型宾馆在美团强制调价后的到手房费，店主向记者形容，这是“相当离谱”的价格。在头部平台的价格激战中，被挤压最显著的即为百元价位的中小酒店。

百元酒店被扣13元

店主华桦在浙江经营的民宿为轻奢级别，房间均价达千元，她向记者解释，携程目前在中高端市场仍占据主导地位；华住会一类的连锁品牌更是有很强的自营渠道与完整生态，对美团的依赖性相对较弱，“美团不敢招惹这些连锁酒店，它敢私自调低亚朵的房价吗？”

在这个生态链上，三四线城市及县城的百元酒店是美团话语权相对强势的住宿市场，但这些中小酒店恰恰是“抗压”能力较差的环节。

“而且美团在本地有优势，可以和美团垄断性的外卖业务打通，比如订房送外卖优惠券之类的，逐渐形成封闭生态，可以说对下沉市场的控制很密切。”于经纬补充解释。

在这一愈加逼仄的平台挤压间，中小酒店的商家开始出现两种越来越明晰的发展方向：只做携程等单一平台或回归线下。赵燕琳表示，尽管美团的流量很大，但是被美团“拿捏”的滋味实在难受，为了保证后续不再节节让步或用更微薄的利润换取客流，她已决心放弃经营了有些年头的美团账号。

她无奈地表示，“行业生存需要支撑点，支撑点就是利润，美团前段时间还要把佣金提高到15%，这样把商家利润越摊越薄，其实商家还是得从各个方向去压缩成本，那最终的房间质量可想而知，这就是恶性竞争的结果，还是消费者买单。”

华桦则认为，目前小红书、抖音亦在进军住宿业，当几家平台能够形成充分竞争后，对美团自然有限制，“还是希望能形成良性竞争，酒店业能在健康的市场环境里发育成长，目前天平倾斜得太厉害，需要一种有效校正双边筹码的机制，保持整体生态平衡。”

强制调价或涉不正当竞争，长期将致“三输”

“平台作为媒介服务的提供者，不应当干预商家的定价，不能拿商家的利益去让利。不经问询地调价已经涉嫌侵犯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上海至融至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董雪专攻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她提到，近年平台经济多有新形式的不正当竞争。

董雪介绍，在2021年，美团的外卖业务曾因“二选一”的垄断行为遭市场监管总局罚款34.42亿元。在对酒店旅馆强制调价的具体情形中，董雪提出，要认定美团的垄断行为还需满足多项要件，例如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的情形。目前暂时还不能判断美团的行为是否实质构成垄断。

但美团通过减少流量曝光等惩罚性措施促使中小商家调价等手段，在2021年的美团遭垄断处罚的案件中已被认定为“二选一”行为，在商家眼中，美团这是吃到红牌后仍冒险“故技重施”。

董雪提到，强制调低房价看似利好消费者，实质上仍需消费者买单。例如，在利润微薄的中小酒店被价格战倾轧至倒闭后，市场竞争主体减少，消费者的可选空间就会大大降低，反而和平台“掰手腕”的议价能力被削弱了。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明志则提出另一重于消费者的隐形伤害：当酒店利润被压低，那么降低成本与服务质量也将伤害消费者的消费体验。长期来看，这是平台、商家与消费者的“三输”局面。

张明志认为，“价格战不尊重供需关系，并不长久。平台的良性竞争还是应当立足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酒店商家也应找准特色差异化发展，跳出单一价格战，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

（大众新闻记者 张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