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曾掌握过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却在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血战中屡屡失策，给我党造成了巨大损失。

由于这些失败，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被剥夺了指挥权。后来的教科书、影视剧中，李德的形象往往被描绘成一个一意孤行、不顾实际的“草包”。

然而，开国上将陈士榘却曾在建国后谈到李德，表示他“不是草包，很多书对他的评价不够厚道”。这位毛主席的嫡系上将，为何会对李德有如此评价呢？

要理解李德，首先得了解他的来历。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出生于德国。年轻时，他参加了一战，后来成为德共的一员，在德国的革命事业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928年，他进入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所学院是苏联培养高级指挥官的摇篮，李德也因此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

1932年，李德被派往中国，本来他只是负责送一笔款项给“佐尔格小组”，并救出几名被捕的人员。然而在上海时，李德遇到了老朋友秦邦宪（博古），后者建议他留下来担任军事顾问。

因为陈绍禹（王明）和秦邦宪当时急需一个有军方背景的人物来协助他们掌权，而李德正好符合他们的需求。就这样，李德意外地从一名使者，变成了中央苏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尽管李德有着丰富的军事理论背景，但他在中国的实际指挥中，却屡屡出现问题。红军之前的反“围剿”作战，依靠的是游击战术，注重灵活机动，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

然而，李德却过分依赖苏联大兵团作战的理论，将这套战术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战场上。他主张与国民党军队硬碰硬，用堡垒对抗堡垒，这在国力、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无疑是自取灭亡。

第五次反“围剿”就是李德指挥的典型失败战役之一。由于他不顾实际情况，坚持呆板的阵地战，红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最终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开启长征。

而在湘江战役中，李德又坚持带着大量笨重物资，导致红军无法迅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最终湘江血战中，红军由8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战场上的失败，让李德在红军中逐渐失去信任。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不仅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也彻底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可以说，从这时起，李德在红军的历史舞台上逐渐淡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失去指挥权的李德，并没有因此陷入怨恨和消沉。

遵义会议后，李德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工作，主要负责讲授军事理论课程。令人欣慰的是，曾经固执己见的李德，这时似乎头脑清醒了许多。

在红军大学的讲台上，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自视甚高，而是以红军过去的胜利战例为教材，谦逊地讲解战术要点。据曾经听过李德授课的陈士榘回忆，李德的课程讲得非常不错，理论联系实际，很有参考价值。

陈士榘对李德的这一转变深感佩服。他认为，一个人从高位突然坠落，能很快收拾心情，认真反思自己的过往，实属不易。而李德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反思和调整，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陈士榘指出，很多书中对李德的评价不够厚道，尤其是在形容李德的军事才能时，常常过于片面。的确，李德在中国的军事指挥生涯中犯下了不少错误，但他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草包”。

李德之所以被重用，正是因为他在军事理论上的深厚功底。他在指挥作战中的失误，更多地源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不了解，而非单纯的无能。

李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掌握了苏联大兵团作战的精髓，这种战术在苏联的广袤平原上确实有效，但搬到中国的地形与战场条件下，却变成了致命的误区。李德犯下的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军事，而是因为他没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术。

李德虽然在军事上屡屡失策，但在私德上却并不差。陈士榘曾提到，李德并不是那种背后使绊子的小人。相反，他是一位有着强烈正义感的人。

在红军长征途中的草地分兵时，红四方面军的李特曾公然对毛主席出言不逊，甚至掏枪威胁。在这一紧要关头，李德奋不顾身地扑向李特，保护了毛主席。

这一举动，展现了李德在关键时刻的担当和忠诚。虽然在军事指挥上存在失误，但在原则问题上，李德从未背离中国共产党。他对毛主席的拥护和保护，正是陈士榘认为李德值得肯定的另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