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生态在发生变化，投资的底层逻辑也在发生变化，投资人必须适应新变化，重新思考技术发展、产业发展、上市政策等多重因素

文 | 《财经》记者 刘以秦

编辑 | 谢丽容

科技创新与风险投资密不可分。今天我们正处于以AI大模型为核心的新一代技术浪潮中，这是一个长周期、重投入的新技术，资本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级市场投资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从过去的以美元基金为主导，到今天以国有资本和人民币基金为主，过去以消费互联网为主题，今天更多以硬科技为主题，市场整体融资规模持续下滑，第三方数据机构企名片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一级市场共完成8617亿元融资，同比下降38%，2023年继续下滑13%。

对于科技投资来说，资本是否有耐心至关重要，过去人民币基金的周期短于美元基金，但今天随着国资和政府引导基金入场，人民币基金也逐渐往长期发展。

9月6日，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君联资本总裁李家庆接受《财经》杂志专访，他提到，中国一级市场投资过去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次的技术革命又相当于是一次地壳运动，会形成新的高山和地貌，今天同样在快速变化中。作为投资人，必须调整募资、投资和退出的逻辑，考虑更多复杂影响因素。

他还提到，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科技创新成本提升了，不仅对创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还需要整个市场和资本的大力支持，才能跟得上今天的技术变革节奏。

君联资本成立于2001年，是中国最早一批市场化投资机构，其前身是联想控股旗下的联想投资。李家庆2001年加入君联，从事科技投资已23年。君联资本累计投资超过600家企业，包括宁德时代、科大讯飞、药明康德、智谱AI等，目前最新一期基金管理规模约500亿元，包含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

以下为对话整理。

科技创业投资的变化

问：前几年以商汤和旷视为代表的AI创业公司，他们找到了安防这样一个巨大的应用场景后，快速拿到大额融资；今天的AI大模型创业公司，还没有大规模应用就已经拿到很多钱了，这是为什么？

李家庆：这就是我说的行业发展规律。过去，我们习惯于新技术来了，先找到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以应用来带动技术发展。找到了，就快速起来；找不到，就很困难。

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科大讯飞视为第一代AI公司，商汤旷视属于第二代，现在我们见到的是第三代。今天AI大模型最大的区别是，它是一个底层创新，通常来说底层创新和应用距离就会比较远。

比如说当年蒸汽机发明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最早会应用在哪个领域。技术从发明到渗透行业，甚至在个别领域出现爆发式增长，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可能需要20年—30年的时间。如果你还用原有的应用创新模式的投资思路，是有点操之过急，甚至是低估了这件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家、专家，包括媒体的观点，会对整个产业来带波动影响，我认为是不值得的。

问：部分人的观点为什么会对产业造成影响？

李家庆：会给一些非长期的资金，用户，甚至是部分政府主管部门带来情绪上的波动。一旦有波动，投资力度就会快速下降。

中国风险投资和美国的差别

问：硅谷以市场化基金为主，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科技公司很早就能拿到高估值，并且引领了技术创新，中国现在的模式特点是什么？

李家庆：现在才刚开始，我很难说结果。但确实两种模式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因为资金来源不一样。中国更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者说新型举国体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硅谷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是谷歌、亚马逊、微软、苹果和特斯拉，他们提供资金、应用场景和客户来源。

在中国，这个责任是政府和国央企在承担。

其实很难说有所谓的优劣，更多还是不同经济体制和不同发展模式决定的，但阶段性来看，我们得承认美国是跑在前面的。

问：这会对创业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李家庆：全世界只有美国有这样的软件服务生态，可以快速实现规模化。中国本身的IT基础设施，企业的能力，应用的水平，服务的愿意都有一定差距。这种情况下，我们的AI走得会比美国艰难一些。因为确实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客户有信心和你一起往前走。大家愿不愿意在早期就投入进来，愿意为还不够成熟的过程付钱？其实是有不同声音的。

问：为什么会有不同声音？AI是国家战略了，必须要投入；硅谷目前有不少人在质疑商业化和AI安全问题，这会影响AI的战略重要性吗？

李家庆：无论是中国还是硅谷，对于AI发展的终极目标是非常坚定的，国内的情况是，目标是明确的，但有些人可能耐心不够，会更关注怎么还没赚到钱？这件事到底行不行？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其实过段时间OpenAI又砸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大家又觉得，哦，原来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现在国内的资本坚定投入，国央企和民营科技创新企业全力合作，变得更重要了。

问：对创新公司来说，现在这个阶段创业成本变高了。

李家庆：对，在现在的环境下，民营企业想要创新真的非常不容易，必须要和政府、国央企合作，甚至是获得更大力度的支持。

第一，民营科技企业要保持住对于新技术的跟踪，能跟得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第二，你还要强调自主可控，这不光是中国，韩国、日本也一样强调这一点，所以你不能简单的“拿来主义”，你要真的投入进去。第三，你还要处理好和政府、央国企的关系，他们对外的投资并购其实并不多。

所以这种情况下，创新很难，而今天的科技公司恰恰碰上的是这种程度的技术革命，是一个重投入、长周期的事。

问：上一代的部分AI公司会遇到一个问题，维护客户关系占用了太多的精力，甚至影响到了技术研发，这里面有矛盾吗？

李家庆：不矛盾。上一代的AI公司他们主要是做人脸识别，它太贴近应用了，且这个应用和各地政企关系太密切了，所以你自然会去这么做，要不然你别创业了。不能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对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他能力的一部分。就像如果你在美国，除了科研能力，你同样要具备客户获取能力。

问：这种情况下市场规模会是个问题吗？一些外国创业公司很早就开始做全球化，中国公司大多只能做本地市场，甚至只能和地方政府合作。

李家庆：这其实还好，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先做本土再去出海，还是全球市场一起做，我觉得无所谓对错。以色列、韩国的那些公司只能做全球化，因为他们本土市场很小。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直用市场化的、长期的、专业的方式来做事，是否符合规律。

大模型改变中国软件生态

问：很多投资人说，AI再火，但如果是一家软件公司，他不会投。

李家庆：中国市场对于软件价值的认同度确实不高。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的消费习惯相关。但这件事是会发生变化的。

问：变化的基础是公有云普及吗？

李家庆：这一次变化的基础是大模型，不是公有云。

有很多人会把大模型理解为一种软件，其实不是，大模型是资产，是数据资产，中国的市场是会为数据资产服务付费的。

过去大家不认为软件是资产，软件看不见摸不着，你不把它装到一个盒子里就卖不出去，还一定要搭配硬件来卖才行。凡是隐性的、长期的东西，市场都不愿意付费。但是当大模型起来之后，它同时是一个软件和一个养成类资产。它会在使用过程中，价值越来越大，当它展现出资产价值的时候，企业就愿意付费了。就像你要采购桌椅、电脑，你也需要采购智力。

我相信未来大家会越来越接受这件事。

问：如果这件事变成资产，大公司难道不会更愿意自己来做这件事吗？他们对本地化部署是有要求的。

李家庆：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你家里要请保姆，你一定是去找一个有基本技能的保姆，比如会做饭，到了你家之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来适应你家的饮食习惯。这个前提是他已经具备了通用技能水平，而不是什么都不懂，一切都要从头学。

无论你是要私有化部署还是上公有云，你都需要一个通用的大模型，所以做通用大模型的公司，要不断去提升模型的智能，让它可以适应任何一个场景或者专业客户。

责编| 秦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