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蕴藏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扩大内需重在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从经济增长的趋势看，经济的确定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消费结构升级的确定性；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在于尽快形成消费主导的新增长模式。无论是从经济增长潜力还是经济增长趋势看，都需要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不断释放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未来5—10年的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消费市场的扩大。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进入消费新时代，其主要特点是14亿多人的消费结构已向服务性消费转变。过去10年，全国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7.91%。适应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长期存在的投资与消费的某些结构性矛盾。

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增长潜能。服务性消费成为主导性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并已成为各方关注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从国际经验看，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服务性消费需求将大幅增加；当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时，服务性消费将成为主导性消费。服务性消费需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20年，我国累计进口服务4.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5.2%，这些服务进口成为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的重要供给，也成为拉动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市场开放仍有相当大的空间。2021年在22个服务贸易行业中，我国有12个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的50国限制指数平均值，直接影响了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服务标准与服务质量的提升。2024年3月份商务部发布的两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仍有进一步压缩的空间。这就需要加大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力度，有效打通服务领域内外循环，进而形成以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活力释放经济增长活力、以服务贸易较快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服务性消费需求的扩大，带动服务进口的较快增长，14亿多人的消费结构升级已成为全球共享中国大市场的重点领域。

新发展阶段消费与投资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短缺经济阶段，有多少投资就有多少增长，投资决定消费，投资决定增长；消费新时代，消费潜力的释放对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缺乏消费基础的投资，其产出效益将持续下降。当前，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突出矛盾是服务性消费的投资需求明显增大，而服务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2020年服务业投资占比为68.7%，到2023年占比下降到65.8%。以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投资结构调整。消费是生产的生产，是投资的最终归宿。从现实看，投资结构调整滞后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进程，加大了服务性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消费结构升级已对投资体制改革、投资结构优化提出现实而迫切的需求。消费为新投资创造空间性。在传统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服务性消费如教育、医疗、养老、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投资空间仍然较大。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投资结构与政策调整，不是要不要加大投资，而是要寻求有效的投资空间；消费主导形成新的可持续增长，不是要减少投资，而是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造更大的新的投资空间。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主动适应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政策调整。对不利于结构转型，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某些政策予以调整，减少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某些干扰；全面清理现有不利于消费释放，尤其是服务性消费释放的各类限购、限贷、限价等相关政策；整合支持消费的相关举措，着力解决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供需错位等问题。以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以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增长与分配的结构性矛盾

从现实情况看，能否拉动消费、形成良好的消费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突破。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释放服务性消费潜力，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突出矛盾。以富民为优先导向，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长期偏低，客观上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尤其是制约了收入弹性较高的服务性消费潜力的释放。目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约为50%。通过调整初次分配结构，争取到2030年提升到55%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提升到50%左右。

加大积极扩大就业的政策力度。居民就业收入增长面临较大挑战。稳消费，重在稳企业、稳就业。在就业压力加大、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仍面临调整压力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增长面临的压力较大。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就业质量。消费和收入都是就业的函数，要以服务业发展为重点，持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没有服务业发展，很难吸纳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国际经验表明，第三产业的就业带动效率比第二产业高出20%左右。为此，要高度重视发挥服务业对吸纳就业、激活就业的重要作用；重视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中的主体地位；完善灵活就业者的相关社会政策与制度，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提升劳动者可持续就业能力。

充分发挥政府在消费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公共消费既是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条件，也是居民安心消费的重要保障。总体看，公共消费有较强的现实需求、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对居民服务性消费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为此，要加大财政对民生的支出力度，逐步提升财政在教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支出比重。

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城市与农村的结构性矛盾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并由此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掣肘。

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严重偏低。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6.2%，但低于高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81.9%、68.2%。突出的问题在于，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严重偏低。2021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6.7%，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8个百分点，近3亿农民工未能有效融入城市。释放农民工的消费潜力。释放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服务性消费需求，根本之策在于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重点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再教育，推动农民工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提升市民化质量。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依然存在。有研究表明，城镇化后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化前高出14.6%。如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经常居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提高市民化质量，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可以使新进入城市的人群人均消费水平大幅提高。

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受服务性消费供给、消费环境、消费设施等影响，农村服务性消费的潜力尚未有效释放。要真正落实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和保障功能，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不增加居民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补偿标准，提高农村养老保险补贴、农村高龄补贴标准等。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