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做ESG，总贴上国际评级机构的冷屁股｜焦点分析
文 | 吕雅宁
编辑 | 苏建勋
“当前贵公司的ESG评级，尤其治理状况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在主流评级机构的结果都只有BB及BBB。请问有何具体改善计划？”
在某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互动平台上，一位投资者就ESG评级问题投来疑问。
类似问询并不在少数。有媒体曾统计，2021年至2023年，沪深交易所互动平台上有关ESG的问答数从112条增加至2140条，涨幅近20倍。
ESG无疑是当今商业领域最火爆的热词之一，它推动着企业的战略决策，影响着资管公司的资本流动，甚至还因“岗位月薪高达15万”的一句传言，在舆论中收获一大波热度，不断产生破圈效应。
但同时，噪音与质疑也相伴而生。
从马斯克多次炮轰ESG评分，称其是“一场骗局”，再到近两年的反ESG运动。ESG评级，是否是衡量ESG表现的最佳标尺？企业的ESG表现，应该谁说了算？
海外的ESG评级标准，为何“水土不服”？
ESG热度不断攀升，但目前的一个现象是：本土企业的ESG国际评级水平并不高。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和每日经济新闻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ESG行动报告（2022-2023）》指出，目前国际ESG评价框架下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整体偏低，在明晟（MSCI）和富时罗素（FTSE）的评级体系下 ESG 评级表现处于领先及平均水平的企业数量较少，处于落后水平的企业数量较多。
截至2022年10月，在获得MSCI ESG评级的A股上市公司中，无一企业达到AAA级；评级为AA的企业仅有5家，占比0.80%。
图源：《中国上市公司ESG行动报告（2022-2023）》
为什么在国际主流评级体系下，本土公司ESG评级情况会“水土不服”？
36碳访谈多位业内专家，发现了几个共性原因。
首先是披露信息数量与质量。以MSCI为例，MSCI指数是全球投资组合经理采用最多的基准指数，其ESG评级结果已成为全球各大投资机构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A股在2018年正式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所有被纳入MSCI指数的上市公司将接受ESG评级。相比国际企业，A股企业被纳入MSCI评级体系的时间相对较短，企业准备时间不足，从而影响信披范围和实践进程。
这一问题相对好解决，随着时间推移和监管加强，企业披露更多有效数据后，ESG评级情况或将有所改观。
2024年2月，我国沪深北交易所就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指引公开征求意见，鼓励A股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其中提出，强制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上市公司应在2026年4月30日前发布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这被称为2024年ESG圈内的第一件大事。强制披露时代的到来，将极大改观企业的披露意识。
披露数量上来了，披露质量跟不上也会影响评分。
“ESG的披露要有系统性和全面性，过于碎片化和缺乏历史数据的信息很难得高分。有些企业会采取CSR（企业社会责任）思维去做ESG信披工作，很容易把ESG信息披露写成一部‘好人好事故事集’，这会影响披露质量，不易拿到采分点。”某国内智库ESG评级总监黄蕾说。
她谈到，例如在环境议题中，有企业会提及公司采用了哪些节水节能设施。但在评级机构和投资人看来，这种“功绩”并不能反映出对公司整体运营层面的长期影响，影响占比有多大，更不能支撑其做出有效投资决策。
一位在甲方负责ESG的人士告诉36碳，自己所在公司的CSR意识要早于ESG意识，ESG岗位仍属于社会责任部门，上级在决策ESG工作时仍带有CSR的理念惯性。
图源：视觉中国
本土企业的ESG评级较低，另一个原因是：海外ESG评估体系在中国市场并不能完全适用。这也与不同地区的监管政策、社会环境有很大关联。
“举例来看，在一些主流国际评级机构中，企业董事长和CEO二职分离，是公司治理层面中的采分点。但董事长兼任CEO的现象在一些国内企业中还非常普遍，尤其是尚未达到一定规模的小企业。对小企业而言，这其实有利于保持组织架构稳定和战略一致性，而且也是能满足现阶段的发展要求的，不能一刀切说这种管理模式是错误的。”黄蕾说。
全盘照搬海外标准并不合适，于是探索适用于本土语境的评级体系，正成为很多本土机构的关注点。近年中国市场诞生了一批本土ESG评级机构，例如中财大绿金院、海南绿发信评、中诚信绿金、商道融绿、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等，相继推出具备本土特色的评级方法论。
接受采访的几位专家基本都提到，本土ESG评级体系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国内政策性支持的议题中，由宏观政策导向传递至企业内部战略，例如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
中诚信绿金ESG项目负责人王术玲告诉36碳，目前公司已经建立起一套契合国内政策趋势、信息披露现状、行业发展情况的ESG评级模型，服务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企业，还会面向国内资本市场，例如基金公司、银行等主体展开交流。
“一些海外评级机构的影响力相对较大，主要因为他们已经深度参与在ESG生态圈之中。对于任何一套评级体系来讲，如果资本市场不关注这套评级逻辑，行业协会不把其纳入监督考量，很难发挥联动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本土评级机构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也是我们与多方主体共同推动本土评级工作的原因所在。”王术玲说。
ESG表现，究竟谁说了算？
一纸ESG评级成绩单，能否说明企业真的优异？伴随ESG理念的火热，这一问题开始被质疑，甚至出现反对ESG的声音。
在ESG生态圈中，ESG评级机构类似桥梁，连接起企业与资本市场：一方面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企业的ESG风险暴露情况；另一方面推动企业改善自身表现，提升竞争力。
目前全球有超过600家ESG评级机构，背景十分多元，主要包括金融机构、指数信息服务商、评级数据服务商、非营利组织、学术机构等。
各个评级主体有各自的量化打分方法论，相应也就有600多套衡量标准。出于商业考虑，各家评级机构往往将评级方法认定为商业机密，往往不会公开二级细分指标。
以MSCI为例，其ESG评级框架包含数百个指标。MSCI在每个重要问题上为企业分配0到10的分数，权重分数高低取决于其及时性和潜在影响。
影响潜力最大（两年内）的问题权重最高，影响潜力较小且时间较长（五年或以上）的问题权重最低。为ESG风险分配百分比权重后，MSCI基于行业对比给出最终评级，将企业行业领先者、平均水平或落后者。
MSCI ESG评级的一级指标。图源：MSCI官网
“ESG评级其实也是模型，它提供一种思路和框架，从整体角度衡量企业的ESG表现。如果没有这个框架，企业没有关注侧重点，就比较散乱且费时费力，所以企业了解或进行ESG评级是更新ESG管理认识的第一步。
但是模型仅是工具，不是解决方案。它会帮助企业有主次地分析问题，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策，企业最终的ESG表现是在一定环境下公司决策的结果。”黄蕾说。
王术玲也谈到，ESG评级框架工具是既定的，但外部影响因素是多变的。很多在当下受到关注的议题，十年、二十年之后或许不再适用，评级指标需要根据具体的宏观环境发展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换言之，企业在阶段性的ESG评级中拿到高分，并不能给企业长期向好“打保票”。
黄蕾告诉36碳，即使是很多知名评级体系，也存在评价维度的主观性。当企业的披露信息不完整时，评级公司有时会进行“估算”。
比如，对于碳排放目标这项环境议题，有明确的量化目标则可以实现横向对比；但若有些公司定性表述为“致力于降低碳排放”，这种较模糊的话术就要靠评级公司的质量控制流程来把握。
她认为，关于评级科学性，首先应该立足当地市场。比如出海企业要了解当地政府、社区、公众的要求和诉求，反映实际问题和当地市场的关注点；另外评级指标的设定要清晰可验证，尽量追求客观可比，尽可能避免主观判断的干扰。
对于同一议题，不同企业在自愿披露时也会采用不同尺度。比如工作场所的安全性，有公司在信息披露中采用事故数量，属于数字维度；也有公司采用单位时间内的事故频次，这就属于时间维度。很难说谁做得更好，未来仍需标准化的披露要求。
因此，几位受访专家都提及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目前我国ESG评级市场的监管机制尚未完善，未来的监管重点更应放在企业ESG披露要求的标准化。让非标准化、自愿披露的数据，变成所有人均可获得的数据，并鼓励不同评级系统之间的兼容性。
“ESG评级应该是一个市场化行为，其科学性也需要受到市场的检验。政府等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政策制定和监督，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维护ESG评级市场发展环境的健康和稳定，当然来自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也非常重要。”王术玲说。
ESG评级是重要的检验工具，既不是唯一工具，也不是最终答案。“唯分数论”并不可取，ESG最终是要融入企业经营之中，这对本土企业而言仍是一场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