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专栏 | 困境：为何ESG投资连续5个月回撤？
专注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基金在过去5个月遭到了欧美投资者的集中抛售，为这个热门议题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德克萨斯州在最近的一份新闻稿中称，正在将更多资金从ESG基金中撤出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该州已将15家公司、353家基金列入投资黑名单，包括富达 (Fidelity)、高盛 (Goldman Sachs) 和先锋 (Vanguard) 等知名基金，针对的都是忽略石油和天然气的特定基金。根据该州公开的说法，ESG基金关闭的速度超过了建仓速度，忽视化石燃料行业的投资数据表现不佳。
如果说德州传统石油天然气产地的暧昧身份可能让此举无法排除经济关联利益，那么来自英国基金服务网络Calastone近日发布的数据则让所谓“ESG繁荣”的现象确实显得非常尴尬。
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英国投资者连续数月抛售股票和债券，其中ESG基金净流出资金规模尤为明显，8月减少了9.53亿英镑；5月到9月期间，ESG基金赎回金额已经接近20亿英镑。对比之下，截至9月，新兴市场基金新增投资超过了23.9亿美元，而英国房地产基金自 2022 年 7 月以来也首次流入资金 287 万英镑。
国际市场上ESG投资正在逐步失去动力，投资流入正在走向枯竭吗？这似乎也在底层逻辑上折射出包括气候变化、社会福祉等一系列宏大议题的现实困境。
美国的政策回撤
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对华尔街见闻分析，这波ESG投资的“退潮”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姿态密切相关，英国投资者的撤资也有一半以上是针对北美市场的。
国际评级机构晨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可持续发展遭遇6.35亿美元的撤资，而过去一年这些可持续基金更是流出了114亿美元。9月资产管理集团贝莱德不仅宣布关停两只新兴市场可持续发展债券基金，其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 (Larry Fink) 还明显与 ESG 保持距离，并对他之前就此事发表的言论所涉及的政治含义表示遗憾。
油价网汇编的数据也显示，今年1月至6月，美国有656只可持续基金的规模数据远低于往年。
更强势的表态来自官方层面。德克萨斯州审计长格伦·赫加（Glenn Hegar）公开批评 ESG 运动是一个不透明的体系，指责一些金融公司将政治议程置于客户和股东的最佳利益之上，并在11月初为“黑名单”增加了5家新的金融公司，包括 AMP Limited、Credit Agricole SA、IMPAX Asset Management Group PLC、Rathbon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和 Societe General SA。
名单上的机构须遵守《德克萨斯州政府法典》第809章撤资条款，该条款将金融公司定义为公开交易的金融服务、银行或投资公司。
这项禁令禁止国家政府实体投资名单上的公司和投资基金。如果他们对其进行投资，则必须遵守法规中描述的撤资协议。州实体包括德克萨斯州雇员退休系统、德克萨斯州教师退休系统、德克萨斯州市政退休系统、德克萨斯州县和区退休系统、德克萨斯州紧急服务退休系统和德克萨斯州永久学校基金。
2022年8月，这位审计长就宣布近350家投资基金和10家公司上榜，今年5月，在得知汇丰控股禁止投资石油和天然气田的新政策后，他又将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添加到公司名单中。
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国家的抵制可能正在影响行业领导者。8月，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更改了其 ESG 政策以遵守德克萨斯州法律。
不仅仅是德克萨斯州从 ESG 中撤资，佛罗里达州州长去年也从贝莱德撤资20亿美元，并在今年5月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州和地方官员投资公共资金来推动ESG目标，并禁止当地政府出售ESG债券。印第安纳州公共退休系统还在制定一个更复杂的 ESG 投资禁令框架。
去年美国政府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其中的气候条款曾短暂刺激市场，然而似乎昙花一现。
在国家舞台上，众议员奥古斯特·普夫鲁格（August Pfluger）谴责拜登总统否决了一项旨在监管401K 计划中ESG 投资的法案，强调了这对美国储户和能源行业的潜在负面影响。
产品尚未成熟
政策的徘徊很可能只是ESG投资出现摇摆的一个原因。华尔街见闻了解到，投资者对于ESG投资产品的不满正在扩大。
《金融时报》援引“全球回报项目”项目主管杰克·谢尔曼的话称，近期各大机构披露的ESG数据显示出部分投资者对ESG基金项目不满，认为现存ESG投资存在“漂绿”问题或影响力不足。
以ESG治理议题中重要的以ESG指标为导向薪酬激励计划为例，Shearman & Sterling LLP法律顾问马修·贝伦斯（Matthew Behrens）的持续调研就认为，外界对其透明度普遍产生了怀疑。
据悉，尽管在其跟踪的百强企业中已经有60家披露将 ESG 指标纳入激励薪酬计划，每年都在增加，然而外界无法真正了解发行人的ESG目标以及管理层针对这些目标的绩效，面临着如何定义有意义和客观指标的持续挑战。此外，尽管ISSB这样的一套类似于财务报告（特别是气候报告）的全球ESG 报告标准已经推出，这样的标准实际上是否有益、有效的问题也仍然存在。
标普全球普氏副董事长丹·耶金则指出：“越来越多的北美基金机构都对能源转型以及ESG投资表现出兴趣。但资金管理机构都需要盈利回报。欧美国家很多可再生能源项目进展缓慢甚至停滞，导致选择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ESG基金盈利回报不及预期。”
塞拉俱乐部最近报告结论称，尽管去年的《通胀削减法案》制定了数百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激励措施，但很少有美国公用事业公司采取实际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最眼中的危害。该报告认为，许多相关公司没有做好准备来遵守拜登政府的承诺，即到2030年将美国电力部门的排放量与2005年的基准相比减少80%。
“公用事业行业的发展步伐没有达到应对气候危机所需的速度，”能源政策分析师利亚·斯托克斯(Leah Stokes)在该报告的声明中表示，“它们仍然没有足够的计划来淘汰肮脏的燃煤电厂，停止建设天然气工厂，并建设新的清洁能源。”
华尔街见闻注意到，三分之二的现有煤炭产能仍按计划在2030年之后继续运营，77家被调研公司中只有20家计划到2030年完全无煤。
根据贸易机构清洁能源委员会 (CEC) 的数据，2023 年第二季度是自 2017 年以来澳大利亚对未来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财务承诺最低的时期之一。3月至7月期间，签署了价值2.25 亿澳的新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的财务承诺。相比之下，上一季度在建项目投资额为 24 亿澳元，已投产项目投资额为 9.15 亿澳元。
CEC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季度报告发现，第二季度有四个发电项目完成了财务承诺，比第一季度签署的项目多了四个，但今年上半年仍然是自 2017 年CEC有记录以来最慢的记录。
这些因素也在严重挑战着ESG投资的市场情绪。目前的撤资是资金追求短期利益的天然属性与ESG投资长期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谁也无法否定ESG投资是调节气候问题的重要工具，然而究竟在未来几年是否能够在冲突中找到平衡，仍然充满了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