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级全球化”转向“慢全球化”
倪红福
当前，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并没有出现下降，仍然处于较高位置。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24.97%上升到2021年的56.53%，增加了一倍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出现了短暂的大幅下降，而后迅速恢复，并在2018年基本达到了2008年的峰值水平。由于1986年—2008年全球贸易额快速增长，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超级全球化”时期。
出现“超级全球化”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促使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革。在“超级全球化”时期，技术的发展促使远距离处理和传输信息的成本大幅下降。因此，ICT革命允许工业化国家的公司将其生产过程的某些部分转移到其他地方，同时仍然保持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通信流动，促进了高效供应链管理实践的设计和实施。二是贸易自由化的黄金年代。在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人为的贸易壁垒大幅下降。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低成本劳动力。在这一系列贸易协定的影响下，不仅降低了平均关税水平，而且还降低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此外，1989年的东欧剧变、1991年印度开启经济自由化进程等事件为世界经济提供了规模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使得跨国公司能全球配置资源，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度发展。
1986年至2008年，“超级全球化”期间贸易的爆炸式增长持续时间超过20年，显然，这种快速的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全球化放缓”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从技术发展来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交叉融合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引领科技产业发展方向，开辟出产业发展新的巨大增长空间。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半导体技术进步的步伐并未放缓，光纤电缆信息传输速度不断提升。一方面，技术进步促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但是技术革命带来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另一方面，自动化、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可以替代部分低技术劳动力，这可能会影响跨国公司寻找低成本劳动优势的全球产业布局，转向本地化和替代离岸外包，加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减缓经济全球化速度。
其次，全球产业链的巨大沉没成本和黏性迟缓了全球价值链的快速重组，阻滞了全球化的快速演变。由于企业在制定全球采购策略时产生了巨大的沉没成本，它们在短期内重新选址和产业迁移的难度较大。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贸易下滑后快速恢复的V型变化，这种贸易集约边际下降而非广延边际大幅变化表明，全球价值链受到持续的冲击才会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特定关系的资产是不容易出售或重新部署的。若完全放弃特定关系资产或“脱钩”，关系资本和搜索成本自然会被沉没。
再次，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趋势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快速的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服务业占比提高。由于服务业的无形性、消费的面对面性，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较差，这导致世界贸易与世界GDP的比率面临下行压力，全球贸易增长将放缓。
最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制度因素发生逆转。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议程一度陷入僵局，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停滞不前，更令人担忧的是，它显示出倒退的迹象。贸易不平等导致了保护主义抬头和孤立主义政策的出现，这些都是“去经济全球化”的因素。
总之，过去的“超级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慢全球化”成为必然，甚至“逆全球化”。技术发展、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模式和本质特征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但一些政治和制度因素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值得担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