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代表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百年追求平等历程
北京晚报 | 作者 郑渝川
冲破性别不平等障碍的百年历程
本周一晚，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从性别角度介入观察，揭示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作为女性学者，戈尔丁为男性统治的经济世界注入新的力量。今夏，她的代表著作《事业还是家庭？》（Career and Family）也刚刚推出了中文版，探讨了女性追求平等过程中的两难议题。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及其著作《事业还是家庭？》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在《事业还是家庭？》一书中，追溯了欧美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到，尽管而今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性别歧视仍然颇为广泛地存在，而工作中的性别不平等也依旧延续，但通过百年奋斗的努力，相较于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一个世纪以前，欧美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两方面都面临重重障碍，比如美国曾长期禁止雇用已婚女性担任教师，很多办公室职位限制招聘女性，美国最好的一些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都曾经长期不招女生。至于企业，白人男性、有色族裔男性、白人女性、有色族裔女性构成了一个优选的链条，处于末端的有色族裔女性面临最多、最大的障碍。还有，美国社会文化曾存在一种规则，那就是子女年幼时，母亲是不应该外出工作的。
这些曾经限制女性融入社会、获得发展、取得成就的法律和程序性障碍，而今已经有了一定改善。
《事业还是家庭？》一书按照时间顺序，采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列出了上个世纪不同时期的五组女性大学毕业生各自面临的事业、家庭发展环境，分别是：第一组女性生于1878到1897年，于20世纪前20年成家或者立业；第二组女性，生于1898到1923年，于20世纪20至30年代先工作再成家；第三组女性，生于1924到1943年，于20世纪50年代先成家再工作；第四组女性，生于1944到1957年，于20世纪70年代先立业再成家；第五组女性，生于1958到1978年，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事业与家庭兼顾。
上述第一组分析对象，也就是上世纪前20年内成家或者立业的美国大学女毕业生，结婚率只有70%；而第二组的结婚率上升到了90%；第三组则有近80%的人在25到29岁结婚；第四组奉行晚婚；第五组也延续了晚婚态势。这说明了女性接受大学教育这个因素本身不会影响结婚率，只有20世纪前20年内走向职场的美国大学女毕业生才呈现出显著的不婚特征（这部分年龄群体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女性主义者，包括学者、记者、作家、教师）。
但是数据同时也说明，由于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上确实面临很多难以兼顾的问题，尤其是职场对于已婚已育女性产生的隐性排斥，以至于部分女性不得不延迟生育年龄，尤其是作者提到的第四组分析对象（上世纪70年代先立业再成家），虽然大多数大学女毕业生最终还是选择了婚育，但却错失了生育的黄金年龄。这一矛盾是到了后来，也就是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走向职场的第五组分析对象时，因获得了生殖医疗技术的帮助，有效治疗了不孕不育相关病症，才获得了一定的解决。
书中分析了百年来推动、帮助女性走向独立，逐渐击破前述事业或家庭方面障碍的一些因素。第一，20世纪前期市场上涌现的电冰箱、洗衣机、抽水马桶，在美国迅速普及化，这极大地解放了原本困于家务的女性，也使得美国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考虑到女性相较于男性更低的流动性，这支持了美国制造、服务行业的加速发展。而且，更多经济独立的女性本身也拥有独立购买力，这推动了美国市场的扩大。
第二，针对女性就业的婚姻限制条款等不平等要求，因二战及战后经济红火等因素出现的劳动力紧张而走向废弛；再加上二战后美国大学为满足复员的美军士兵就学而极大扩容，创造出更多高等学位，本身也容纳了更多女性就读。有趣的是，根据数据显示，更多的美国女性攻读高等学位并涌向职场（20世纪40到60年代），这非但没有降低美国的生育率，反而因为拥有大学学位的双职工家庭的增多，家庭供养能力大大增强，外加美国上世纪50到60年代积极推动社会保障改革，出现了“婴儿潮”时代，出生率大大增长。
第三，避孕药等避孕措施的发明和推广，法律对堕胎限制的松弛，让晚婚成为可能（当然，这在一定阶段内降低了美国已婚夫妇的生育率）。这使得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初生人，也就是“婴儿潮”一代，得以有底气选择先立业再成家，修正了自己对于未来就业的期望。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婴儿潮”一代中的美国女性，当时开始更多地打破女性就业的职业范围限制，不再局限于寻找秘书、教师、文员这样的工作，而是在接受高等教育时敢于选择传统意义上男性主导的领域、专业，比如数学、科学专业以及对应的职业。不过，因为这一转变发生得非常突兀，美国社会和经济界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这也遗留或带来了很多迄今存在于工业制造、研发、法律、金融行业企业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比如同岗不同酬，女性薪酬显著低于男性。
第四，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生殖医疗技术的成熟，使得晚婚女性甚至单身女性不担心较高年龄生育的可能，以及生育安全问题。这使得美国大学女毕业生可以更为积极地参与职场竞争。
尽管如此，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乃至今日，美国社会事实上仍然清晰地存在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现象，除了前面提到的性别收入差距，还有所谓的职业隔离现象：一些行业、工种越来越多地排斥女性求职者。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女性，包括接受了大学及更高层次教育的女毕业生，仍然主要承担着操持家务、养育抚养孩子的主要责任，并因此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导致了她们“被各种直接或微妙的方式挤出职场”。美国社会也存在“女性生育后遭到严重的收入下滑”的现实，“假如父母在孩子出生前收入相同，那么当孩子15岁时，丈夫的收入将比妻子多3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性别收入差距最大的行业出现在法律、金融以及商业行业，而数学、计算机科学、科学和工程学等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主导的行业的差距反而最小。
所以，按照戈尔丁的观点，要积极促成性别收入差距缩小，纠正而今仍突出存在的性别歧视，就需要加大公共日托、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投入，同时明确家庭中丈夫与妻子同样的家务、抚养孩子责任，鼓励各行业的领导企业起到示范作用，使得男女员工都能更好地平衡家庭与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