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施懿宸：ESG并非假大空，要和公司业务发展相结合
ESG热度高涨，披露ESG报告的公司数量逐年增多。不过，部分企业依然只将ESG视作品牌营销工作的一部分，务虚居多，务实不足。
“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很多企业对ESG的认知还不到位、能力不够，很难做到長期规划，无法将ESG与企业主营业务融合一起。”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中财绿指首席经济学家施懿宸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企业推动ESG业务，要与主营业务融合发展。
ESG ，即指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与财务指标不同，ESG能有效地衡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帮助投资者预判公司长期价值。ESG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视作企业的“第二张财报”。
ESG在中国起步较晚，仍面临诸多问题制约。施懿宸认为，推动ESG发展首先要明确一套行之有效的统一标准和评价体系。当下，全球较有影响力的ESG评价体系包括明晟、汤森路透、富时罗素、道琼斯等，每家指标各有差异，侧重不同，仍未出现行业认可的、统一遵循的行业分类标准。
企业披露的ESG报告，质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施懿宸认为，ESG发展要自上而下推动。除了监管部门，各大行业协会也扮演重要角色。“ESG在不同行业存在重大性议题的差异，不可能让监管部门针对所有的细分行业制定具体标准，这些差异化指标要行业协会推动制定。”施懿宸还指出，企业要积极主动参与细分行业的标准制定，将之形成模板，再对外推广。
施懿宸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中财绿指首席经济学家
“ESG不只是成本，更是投资”
时代周报：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2022年，逾1700家公司单独编制并发布了ESG报告，占比约为34%。这个比例依然不高。
施懿宸：比例不高反映很多企业还是把ESG视作一项成本投入。实际上，ESG不只成本，更是一项投资，回报在未来。
时代周报：如何理解“回报在未来”？
施懿宸：如果企业只是把ESG当做成本投入，而不是一项有回报的未来投资，动力必然不足。他们大概率只是将ESG当做满足监管或投资人的被动之举。
对企业而言，把ESG当做一项投资，未来必然会有回报。举个例子，上海一家房企比较早就转型布局了绿色建筑，即使目前市场表现情况欠佳，它依然活得很好。这家企业有前瞻性思考，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把运营战略、业务模式等和ESG做了前置关联和战略布局。
把ESG当做未来的一项投资，要和企业的远期发展战略相结合，把营收、产品等指标和ESG挂钩，为未来的竞争力做长远规划和布局。
时代周报：但也有些企业开展ESG务虚较多，没有落到实处。
施懿宸：是这样。这可能是企业管理层的认知还不到位所导致，这些企业多是为了生存或避免负面舆论而开展ESG业务。它们往往把ESG业务设置在公关部门或投资者关系部门，而不是董秘办或成立专门部门来做。
ESG没有与公司业务挂钩，就难落到实处。这也体现了有些企业管理能力不足，无法将ESG与业务有机结合，真正落到管理流程。究其根本，还是这家企业和高质量发展相去甚远。
例如一些有色冶金、化工等领域的企业，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碳排放要求，如果不尽快转型，高污染风险会越来越大，很难实现高质量发展。
时代周报：ESG能为企业带来哪些实质的好处？
施懿宸：主要是四个方面：其一是满足监管要求，国家已从监管层面，即证监会开始自上而下推动ESG发展。其二是有助于市值管理，ESG能帮助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上市公司市值。其三是有助于对外融资，比如绿色信贷有政策优惠，而在评价ESG中环境社会风险一栏有准入门槛，但是很多企业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拿不到政府给的绿色信贷。最后是供应链管理，供应链在全球重构时，国内只要是全球供应链里，必然需要ESG，否则可能订单会受到影响。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ESG一定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竞争力。
“ESG必须自上而下推动”
时代周报：有些企业只是把ESG视作“面子工程”，监管部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施懿宸：监管部门正自上而下地推动ESG发展，给企业适当压力。
诸如现在国资委会给企业做评估，起到了自上而下推动的效果。另外可以将ESG的表现纳入到政府采购的评价体系中，如果效果不好，则政府采购环节会有问题，进而倒逼企业将ESG真正落到实处。
同时，证监会如果强制企业披露ESG，就像每年的财报一样，那么企业做ESG就成了必选项。ESG报告造假就如同财报造假一样，如此一来，企业就会深入思考ESG会带给企业什么，如何才能做好ESG。
除了给压力，监管层也可以利用一些行政手段给予鼓励，例如税收优惠、政策补贴等，激励企业加大ESG投入。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有优惠，绿债又可以让银行充担抵押物。这些都是鼓励措施。
时代周报：据你观察和研究，哪些企业推动ESG效果较好？
施懿宸：央企的效果更好。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央企ESG报告披露率在近四年保持稳定增长，2021年后披露率明显提升。截至2023年7月底，A股450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有347家披露ESG报告，披露率高达80.70%。A股地方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共计929家，已披露ESG报告的有478家，占比51.45%。央企的ESG报告披露方面要优于地方国企。
还有一种企业做得比较好，将主营业务与ESG紧密相连。举例来说，这些企业可以发行绿色债券，融资成本较低，这对于资金密集型行业来讲非常珍贵，有助于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时代周报：你一直倡导要自上而下推动ESG发展。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施懿宸：ESG一定是自上而下推动，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是这样。
2022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成立社会责任局，目的是研究提出推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建议。在社会责任局的推动下，央企ESG披露工作做得比较到位，预计今年全部央企都会做ESG相关信息披露。这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较为典型的案例。
从企业微观层面来说，只有企业高层接受ESG的理念，有足够的认知，才可以推动企业ESG的发展。
时代周报：ESG在中国还处于发展初期，缺乏统一的信披、评级等标准。中国有必要建立本土化的ESG评价标准么？
施懿宸：不只是中国应该建立本土化的ESG标准，所有新兴市场都有必要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ESG评价标准。原因在于，目前的ESG标准都是由发达国家制定，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水平本来就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ESG评价标准必然不同。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包括17个新发展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消除贫穷”。过去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非洲国家还存在贫困现象，欧美国家也早就消除了贫困。国家发展程度不同，自然需要不同的评价标准。所以，中国也必须要有自己本土化的评价标准，来适应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和阶段。
时代周报：ESG在中国发展还处于早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你有何建言？
施懿宸：中国对于ESG的标准确实有些分散。
以我接触过的一家央企为例，这家企业是财政部下属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它的ESG业务要听从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的意见。
不同的监管部门，对ESG有不同要求和指标。与此同时，国际对于ESG的评价还有一套专门的体系。头部央企来要想进入全球市场，也要满足国际标准。这家央企的ESG报告就比较难制作，一份报告很难满足如此多的要求。
从远期看，中国的ESG标准一定会统一。不过，我认为目前还是要遵循“先发展、再收拢”的原则，将众多标准兼容并蓄，再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本土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