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10年来，移动互联网爆发，移动互联网技术引爆了波澜壮阔的全民创业。全世界都无法预知未来的商业模式，创业的机会遍地，任何人都有机会，商业模式之争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2013年马云推出的余额宝引爆了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成为所有人都认同的商业模式。中国抓住了这次机会，在移动支付方面引领全球。不过回顾这段历史，余额宝的诞生却让企业家马云有违反法律的风险，当时的红头文件甚至有可能让中国移动支付胎死腹中。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金融监管异常严厉，不过幸亏当时中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宽松，让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有了野蛮生长的机会。

胆子大的人冲入互联网金融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马云成为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悔创阿里成为马云的金字招牌，以至于羡慕嫉妒恨纷至沓来。在胆小的部分人眼里，马云不过是踩着法律边缘推出余额宝，成功是靠胆量、运气、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全民追逐财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很多人靠着胆大发财，被部分人认为是靠关系发财，引起社会不满。

因此，临时变法变得很有必要，例如，政府、企业、个人如果认为移动互联网金融很有前景，可以向地方或中央政府申请临时变法，让政府在规定的地点时间内临时变革法律。在规定的地点时间内，互联网金融是合法公开的。这样，全社会都知道在哪里合法，在哪个时间段内不合法。资本一旦看到机会，就会涌入，不出几年就可以知道新的商业模式是否成功。

临时变法到期了，政府、社会可以观察效果，互联网金融让中国独占鳌头，当然必须继续支持，有关临时的互联网金融法律变成正式的法律，并且向全国推广。不过P2P之类的对经济的破坏作用特别大，考虑到金融安全，严格监管是必须的，临时的法律很多都得改掉，如果完全没有好处，法律可以改回以前的法律。这种临时变法对全社会的成员都很公平，大家都知道哪里合法，哪个时间段合法。

资本投资一定看是否合法，临时变法后，机会是公平的，投资会源源不断，不会因为非法而中断投资。不过，这种变法往往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不一定能实行，而且还很考验政府的眼光。滴滴打车、uber大行其道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利益大受影响，罢工新闻每天都上头条。公民想当然的认为政府不会阻碍科技，但是事实不乐观，中国的落后是从明清禁海开始的。

亚洲板块上，中国是一个孤岛地理环境，这就决定了中国经常是统一的，大一统的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权力垄断，君主的一个命令就可以闭关锁国，摧毁了先进的航海技术，让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再也无缘海上霸主。一旦失去海权，就不再拥有广阔的全世界的市场。中国加入WTO后，工业革命一日千里，中国感受有多深，市场这种资源就有多重要。

近代的英国也犯这种错误，英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立法禁止电灯照明，就是因为利益，哪怕是民主的近代英国也犯愚蠢的错误。

另一方面是时间紧迫，移动互联网爆发的时候，微信不一定能拿到互联网船票，马化腾甚至说如果微信晚3个月推出，腾讯将拿不到船票，竞争对手将会取代QQ成为社交软件霸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时代，红利时间越来越短，千团大众、滴滴打车补贴大战、外卖等商业模式的红利时间只有几个月。在人工智能时代，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决定胜负了，一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落后，很可能永远追不上美国了，因此，在不违反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创建一个快速的变法制度非常有必要。。

在高科技领域，现在是中美科技争霸，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启了，固守成规必死无疑，但是变革风险基本是十个改革九个死，互联网创业最明显，超前会死，落后三个月必死，而且红利时间越来越少。

为了快速反应，争取科技的主动权，临时变法可以解决这个痛点，避免法律的负面作用。

不过改革失败是正常，成功了是奇迹，后世的人往往注意到成功的变革，对失败的变革却视而不见，尤其是政府的变革。

解决方法是中央集权政府改革法律，授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定期限内的临时变法权（改革不成功就改回原来的制度），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观察改革效果。

但是临时变法权的缺点也很明显：

科技树一旦走错，灾难是巨大的，不过哪个科技树占据优势，没人能预测，现实基本是后世的人发觉落后了，要学习的时候基本已经失机会了，要想学习先进科技时却发现失去了先发优势，赶上先进科技的时候不得不花费十倍、百倍的代价，痛苦不堪。

为了不落后于世界，必须要经常进行社会变革。但是社会变革根本不是那么容易推进了，变革激烈十有八九会失败，变革慢了基本落后世界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变革时机很重要，中国古代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无不是超前的变法，商鞅变法最为成功，而王莽变法带来的悲惨结局始料不及。变革时机在互联网经济上表现非常明显，超前必死，落后必死，常常很多变革在十年前就有人尝试失败了，十年后获得巨大的成功。比如互联网外卖十几年前就有人尝试了，不过那是条件还没成熟，时机没人能说的准，成功经常需要各种严苛的条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条件具备了，成功了就是被人歌颂，失败了就经常被人讥讽了“愚蠢”，而且“愚蠢”占据99%以上。为了不落后于先进文明，赋予地方政府临时变法权显得非常必要，尤其是当中央集权的政府无法判断技术变革会带来怎么样的社会变革（99%是失败的）。地方政府变革成功的时候中央政府跟进，如果失败，地方政府就变回原来的制度，这样可以避免中央集权政府社会变革的迟钝以及利益集团的抵制。

　　另外一方面是政府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高层接近权力中心，往往比较容易了解到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做好了，可以高屋建瓴，引领整个国家前进，不过难度很高，怎么让自己的制度政策符合实际，是一个高难度的事情。基层是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对整个社会基层非常了解，制定的政策往往符合实际情况，不过很难了解整个国家的战略，经常制定符合某一方面的政策，但往往违背整个国家的战略方向。中层是夹心饼，往往夹在高层跟基层的中间，有苦难言。在现代社会，层级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复杂，一个国家经常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公务员来执行国家的政策。高层跟基层的信息交流，保证信息不失真是一个难题。高层的政策到达基层往往面目全非，失真的政策执行经常引起社会动荡。法律越来越完善，对社会变革的约束越来越多，变法也容易触碰法律（滴滴打车在当时就是违反法律的），因此临时变法权非常有必要。

第三，改革风险非常大，往往引起财政崩溃。如果是几个地方政府破产，中央政府财政可以弥补；如果中央政府财政破产，那就要命了，典型的是明末财政破产和苏联财政破产。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大跃进都是拿整个国家做赌注，很少有变法者先让少部分地方政府变法，观察效果，临时变法权为的就是减少整个国家的变法风险。

　　临时变法权的局限性：

样本少容易失真，样本多容易引起财政崩溃。激烈的社会变革经常会把地方经济搞崩溃，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王莽改制、大跃进在没有试验的情况下把全国经济当成赌注全数押上，结果是国家整体孤注一掷，成了就可以媲美商鞅变法，可惜输了。

　　为吸取社会变革的教训，临时变法权要尽量避开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尤其是富可敌国的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还有尽量避免多个经济发达的省或城市同时变革（这几个省或城市同时破产，中央财政根本吃不消）。

　　临时变法权应专注技术变革以及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变革。

　　如果临时变法权不是用在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变革，那样的改革的效果通常无效，经常是不必要的。这个让我想起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加州，加州做一些非社会变革，其中有一条变革让人看不懂：允许毒品大麻销售合法化，让中国人极其痛恨的毒品竟然合法了，这简直匪夷所思。因此，临时变法权主要注重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而不是其它变革。

　　经济落后的城市或省份财政破产不影响大局，一旦成功可以向全国推广，使整个中国获得巨大的改革红利。

不过现实比较残酷，经常是一线城市变革动力极强，经济越落后，越没有变革的动力，在移动互联网大潮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变革，反观落后的城市慢了很多，这也是临时变法权的一大缺陷。回顾这10年来，移动互联网爆发，移动互联网技术引爆了波澜壮阔的全民创业。全世界都无法预知未来的商业模式，创业的机会遍地，任何人都有机会，商业模式之争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2013年马云推出的余额宝引爆了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成为所有人都认同的商业模式。中国抓住了这次机会，在移动支付方面引领全球。不过回顾这段历史，余额宝的诞生却让企业家马云有违反法律的风险，当时的红头文件甚至有可能让中国移动支付胎死腹中。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金融监管异常严厉，不过幸亏当时中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宽松，让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有了野蛮生长的机会。

胆子大的人冲入互联网金融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马云成为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悔创阿里成为马云的金字招牌，以至于羡慕嫉妒恨纷至沓来。在胆小的部分人眼里，马云不过是踩着法律边缘推出余额宝，成功是靠胆量、运气、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全民追逐财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很多人靠着胆大发财，被部分人认为是靠关系发财，引起社会不满。

因此，临时变法变得很有必要，例如，政府、企业、个人如果认为移动互联网金融很有前景，可以向地方或中央政府申请临时变法，让政府在规定的地点时间内临时变革法律。在规定的地点时间内，互联网金融是合法公开的。这样，全社会都知道在哪里合法，在哪个时间段内不合法。资本一旦看到机会，就会涌入，不出几年就可以知道新的商业模式是否成功。

临时变法到期了，政府、社会可以观察效果，互联网金融让中国独占鳌头，当然必须继续支持，有关临时的互联网金融法律变成正式的法律，并且向全国推广。不过P2P之类的对经济的破坏作用特别大，考虑到金融安全，严格监管是必须的，临时的法律很多都得改掉，如果完全没有好处，法律可以改回以前的法律。这种临时变法对全社会的成员都很公平，大家都知道哪里合法，哪个时间段合法。

资本投资一定看是否合法，临时变法后，机会是公平的，投资会源源不断，不会因为非法而中断投资。不过，这种变法往往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不一定能实行，而且还很考验政府的眼光。滴滴打车、uber大行其道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利益大受影响，罢工新闻每天都上头条。公民想当然的认为政府不会阻碍科技，但是事实不乐观，中国的落后是从明清禁海开始的。

亚洲板块上，中国是一个孤岛地理环境，这就决定了中国经常是统一的，大一统的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权力垄断，君主的一个命令就可以闭关锁国，摧毁了先进的航海技术，让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再也无缘海上霸主。一旦失去海权，就不再拥有广阔的全世界的市场。中国加入WTO后，工业革命一日千里，中国感受有多深，市场这种资源就有多重要。

近代的英国也犯这种错误，英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立法禁止电灯照明，就是因为利益，哪怕是民主的近代英国也犯愚蠢的错误。

另一方面是时间紧迫，移动互联网爆发的时候，微信不一定能拿到互联网船票，马化腾甚至说如果微信晚3个月推出，腾讯将拿不到船票，竞争对手将会取代QQ成为社交软件霸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时代，红利时间越来越短，千团大众、滴滴打车补贴大战、外卖等商业模式的红利时间只有几个月。在人工智能时代，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决定胜负了，一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落后，很可能永远追不上美国了，因此，创建一个快速的变法制度非常有必要。

在高科技领域，现在是中美科技争霸，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启了，固守成规必死无疑，但是变革风险基本是十个改革九个死，互联网创业最明显，超前会死，落后三个月必死，而且红利时间越来越少。

为了快速反应，争取科技的主动权，临时变法可以解决这个痛点，避免法律的负面作用。

不过改革失败是正常，成功了是奇迹，后世的人往往注意到成功的变革，对失败的变革却视而不见，尤其是政府的变革。

解决方法是中央集权政府改革法律，授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定期限内的临时变法权（改革不成功就改回原来的制度），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观察改革效果。

但是临时变法权的缺点也很明显：

科技树一旦走错，灾难是巨大的，不过哪个科技树占据优势，没人能预测，现实基本是后世的人发觉落后了，要学习的时候基本已经失机会了，要想学习先进科技时却发现失去了先发优势，赶上先进科技的时候不得不花费十倍、百倍的代价，痛苦不堪。

为了不落后于世界，必须要经常进行社会变革。但是社会变革根本不是那么容易推进了，变革激烈十有八九会失败，变革慢了基本落后世界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变革时机很重要，中国古代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无不是超前的变法，商鞅变法最为成功，而王莽变法带来的悲惨结局始料不及。变革时机在互联网经济上表现非常明显，超前必死，落后必死，常常很多变革在十年前就有人尝试失败了，十年后获得巨大的成功。比如互联网外卖十几年前就有人尝试了，不过那是条件还没成熟，时机没人能说的准，成功经常需要各种严苛的条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条件具备了，成功了就是被人歌颂，失败了就经常被人讥讽了“愚蠢”，而且“愚蠢”占据99%以上。为了不落后于先进文明，赋予地方政府临时变法权显得非常必要，尤其是当中央集权的政府无法判断技术变革会带来怎么样的社会变革（99%是失败的）。地方政府变革成功的时候中央政府跟进，如果失败，地方政府就变回原来的制度，这样可以避免中央集权政府社会变革的迟钝以及利益集团的抵制。

　　另外一方面是政府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高层接近权力中心，往往比较容易了解到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做好了，可以高屋建瓴，引领整个国家前进，不过难度很高，怎么让自己的制度政策符合实际，是一个高难度的事情。基层是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对整个社会基层非常了解，制定的政策往往符合实际情况，不过很难了解整个国家的战略，经常制定符合某一方面的政策，但往往违背整个国家的战略方向。中层是夹心饼，往往夹在高层跟基层的中间，有苦难言。在现代社会，层级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复杂，一个国家经常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公务员来执行国家的政策。高层跟基层的信息交流，保证信息不失真是一个难题。高层的政策到达基层往往面目全非，失真的政策执行经常引起社会动荡。法律越来越完善，对社会变革的约束越来越多，变法也容易触碰法律（滴滴打车在当时就是违反法律的），因此临时变法权非常有必要。

第三，改革风险非常大，往往引起财政崩溃。如果是几个地方政府破产，中央政府财政可以弥补；如果中央政府财政破产，那就要命了，典型的是明末财政破产和苏联财政破产。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大跃进都是拿整个国家做赌注，很少有变法者先让少部分地方政府变法，观察效果，临时变法权为的就是减少整个国家的变法风险。

　　临时变法权的局限性：

样本少容易失真，样本多容易引起财政崩溃。激烈的社会变革经常会把地方经济搞崩溃，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王莽改制、大跃进在没有试验的情况下把全国经济当成赌注全数押上，结果是国家整体孤注一掷，成了就可以媲美商鞅变法，可惜输了。

　　为吸取社会变革的教训，临时变法权要尽量避开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尤其是富可敌国的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还有尽量避免多个经济发达的省或城市同时变革（这几个省或城市同时破产，中央财政根本吃不消）。

　　临时变法权应专注技术变革以及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变革。

　　如果临时变法权不是用在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变革，那样的改革的效果通常无效，经常是不必要的。这个让我想起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加州，加州做一些非社会变革，其中有一条变革让人看不懂：允许毒品大麻销售合法化，让中国人极其痛恨的毒品竟然合法了，这简直匪夷所思。因此，临时变法权主要注重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而不是其它变革。

　　经济落后的城市或省份财政破产不影响大局，一旦成功可以向全国推广，使整个中国获得巨大的改革红利。

不过现实比较残酷，经常是一线城市变革动力极强，经济越落后，越没有变革的动力，在移动互联网大潮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变革，反观落后的城市慢了很多，这也是临时变法权的一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