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企业管理学真正的突破首先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强大。他们强大了，他们的言论或实践总结就可能变成强大的理论，他们的经验就可能为伟大的理论背书。没有他们的强大，中国企业管理学一定不会强大。其次，要靠理论总结。理论怎么总结？没有高度的理论洞见，流行的实证研究不可能在本质上产生有突破性的理论。所以，中国现在需要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总结出西方理论不能解释的、或者是西方理论解释的跟中国管理实践很不一样的东西，这时候可能会产生真正的中国的管理理论的突破，但这一定要求研究者有机会深入到中国的管理实践当中去。然而，在各种学术GDP的竞赛环境下，现在我们很多人不屑做这样的深入研究，因为无法快速出成果，也难出成果,而且还很艰苦，因为跟踪一个企业可能需要三五年、甚至十年才有研究成果出来。另外，要出这样的成果，还需要有较高的学识、社会经验和理论造诣。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企业管理学界的机会。华为、中兴、海尔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中国公司。中国有这么独特的实践，能不能在里面挖掘出宝藏，就看我们有没有本事。

另外，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可能突破的地方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整体论思维。我们如果能从中发现一些新的启示，这些新的启示就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相对于直接借用中国古代的思想，人文比佛利更喜欢的是重建型的研究，在古代思想对你的启示的基础上，再针对当下的情景、知识基础和管理实践进行重新的构建，这种研究是有可能发展出原创性的理论的。古代的方法，到今天不一定能够直接套用，但是那种思维方式的整体论，可能会给我们揭示一个更客观、更正确的东西，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也许会更准确。

中国人虽一直强调整体论，我也认为整体论是未来中国在世界上有可能做出重大贡献的领域，但我们需要在方法论有所突破。牛津大学的生物学家 D.诺贝尔（Denis Noble）非常欣赏中国整体论及其哲学思想。他曾经写过一本书《The Music of Life》《生命乐章》。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躺在沙发上，听着音乐泪流满面。因为他意识到，当生命可以变成基因编码的时候，任何的疾病最后可以到基因编码找到原因，但是人们没有办法回过来治疗这个病症。科学的逻辑是找因果关系，但在找因果关系的解析过程中，可能会漏掉很多信息，没有办法还原，这就是我们面对复杂问题的无奈。诺贝尔认为中国整体论思维和方法论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把中间遗失的因素考虑到，但在如何具体分析这些要素上没有突破。以中国的中医为例，中医看病，望闻问切，大夫每天都会根据病人状态的不同来调整药方，但中间的动态机制是什么？则很少深入研究。但日本科学家现在把中药中的药素分成100多种，可以测量这些要素的作用效果，这就有可能成为解释动态机制的桥梁。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中国的企业管理学未来有没有超越的可能？我认为有可能。中国人面对复杂世界的时候，有更多的灵活性或者变通性，更勤奋，甚至说更不守“规则”。不守“规则”恰恰有可能创造意想不到的价值。另外是中国人对模糊性的忍耐力，以及中国人骨子里面的那种整体性的感觉，这些给突破提供了可能。但需要重视的是如何在整体论和分析技术间架起方法论的桥梁。以我们团队研究发展的和谐管理理论为例，它就是一个基于中国管理智慧、在整体论和系统论的基础上诞生的理论，但它没有停止在整体思想和机理层面，而是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和谐耦合”、“和谐领导”等概念，从方法论层面上架起了理论与实践及其具体管理技术和工具间的桥梁。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阻扰我们对中国管理实践更深刻的理论探索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都太浮躁了，学术环境也太浮躁了，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专注地、好好地做下去。真正深入的管理研究，需要有一些有造诣的人走进管理实践、肯坐下来深入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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