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智能可以在自然语言理解和图像理解等方面接近或达到人类的水平，但如何去评估它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密码分析专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 1912-1954）于 1950 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标准——图灵测试 (Turing test) 。

由人类组成的评委会如果无法区分与之进行交流的是一台智能机器还是人类，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台机器具有了人类的智能。双方通过电传设备交流，评委们并不知道电传设备的背后是机器还是人类。

图灵是一位强人工智能(strong AI) 学者，他坚信人类能制造出具有真正智能的机器。但很多学者持保留态度，认为机器只能做到弱人工智能（weak AI)，在某些具体应用（如棋类游戏）上胜过人类，机器根本不可能具有人类的情感和真正的智能。

1980年,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 1932—）在文章《心智、大脑与程序》中为反对强人工智能而提出名为“中文屋子”(Chinese room）的思想实验：有一个完全不懂中文、只会英语的人，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通过一本英文版的使用手册将输入的中文信息转化为中文输出，以至于让屋外的中文测试者无法判定屋内的人是否懂中文。塞尔认为，正如屋内的人无法通过手册理解中文，机器也无法通过程序获得真正的理解力，就更谈不上真正的智能了。

的确，中文屋子里的人不懂中文，但是和那本工具书一起所构成的整体，在屋外的人看来是理解中文的。屋外的测试者并不知道手册的存在，正常的中文交流在其感受中是真在的。也就是说，屋内那位不懂中文、只会操作手册的人和测试者之间的交流，在屋内的人那里是无意义的，在屋外的测试者看来是有意义的。我们知道，离开立场谈论“意义”是没有意义的。塞尔巧妙地偷换了立场，将屋内的结论强塞给屋外的测试者，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中文屋子”非但不能反驳强人工智能，反倒为如何理解机器智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实验案例。

两个没有共同语言的人通过机器翻译系统无障碍地交流，如果翻译机是隐藏的的，在外人看来，他们所有的表现显然是能听证对方的语言。相反，如果翻译机是可见的，答案就要打个问号了。也就是说，判断依赖于翻译机是否可见。同理，在图灵测试中判断者不可见“中文屋子” 里发生的一切，只能从效果上下结论，屋内的人是否真懂中文，对屋外的人而言己经不重要了。

为了能通过图灵测试，智能机器有时必须要表现出低能，例如故意算得慢一些，甚至犯一些错误来制造假象骗过评委。仅仅为了像人类而拉低能力，可能需要更有城府的谋略才能制造出完美骗局。强人工智能不仅能模拟人类，更能够碾压人类的智能。图灵测试只在高级智慧测试低级智慧时是有意义的，当机器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时，这种让高级智慧装傻的测试是没有必要的。

也许验证强人工智能，应该有这样一种测试，评委和智能机器生活一段时间，在明明知道它是机器的情况下，看看是否能喜欢或者爱上它？

图灵测试只适用于低于人类智能的 AI，即在某些局部接近人类的智能。对具有自我意识的强人工智能，人类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对它们进行测试。人类在造出强 AI 之后，便完成了文明的使命。

尽管“人工智能”的早期推动者大多倾向于强 AI，甚至有点“好高骛远”，例如1965 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先驱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 19162001） 曾预言：“二十年内，机器将能完成人能做到的一切工作。”

但现在看来，强 AI 的时代还未到来。我们尚缺少必要的理论，能够赋于机器真正的学习能力和自我意识——这需要长期的积累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 AI 技术的应用上，我们己经预见到它将带来新的生产力革命，人类有发展 AI 的强烈意愿和原始动力。这个动力还有一点哲学上的意义。

强人工智能正是在“重演”上帝造人的过程，只不过人永远不是上帝，在善与恶之间来回切换，始终要受到伦理的煎熬。人工智能伦理，更多的是对人类制造智能机器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伦理问题的思考，而不仅仅是给机器制定伦理规范。

人们习惯把 AI 狭隘地理解为对人类行为的模仿，这是对智能的一种误解。智能的表现形态不是唯一的，人类的也不见得是最好的，因此机器不一定非得模仿人类才能获得智能。当前人工智能的一般模式是机器根据预设的评估标准做出决策，既无好奇心，也无想象力。回顾人工智能的历史，它长期受到形式逻辑、统计推断、最优化等理论的影响，很少涉及因果分析。

如果人类能和平地发展人工智能，当机器智能超过人类之时，一个崭新的文明——机器文明（machine civilization）便诞生了。它将继承和发展人类的文明，并把它扩展至更广夜无垠的宇宙之中。或许，这才是人类最高尚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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