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屏障，在学生看来，早在科举出现时，便逐渐形成。而后，民国五四运动有人试图打破这种信息屏障，但最终这种屏障真正的被打破的时期是建国初期。再然后就是高考恢复，信息屏障逐渐再次形成。直到如今，信息屏障才开始逐渐消失，但它同时也依然还在。

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文化娱乐方式和内容。民国有才子佳人、王侯将相；建国初期有工农兵文艺作品；八、九十年代有诗和远方；到如今我们的新世纪有互联网这样的信息交流方式和文化娱乐内容。

从我刚刚所讲的信息屏障的发展情况与信息交流方式和文化娱乐内容可以发现是有明显对应的。我们不讲从前，只讲现在。 互联网可以说是承载了新世纪新时代信息交流与文娱内容的平台，但同时这一个新的平台似乎与我们的新世纪新时代有所矛盾，甚至说是冲突。而冲突所在的表现领域最为明显的则恰恰是教育。没有人质疑过这一点，好像这一点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是正常不过的。

消费主义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千禧年后初具规模，而后，手机与4G的普及作为大数据推荐机制的基石。自此，消费主义发展到达顶峰阶段。消费主义最为丰沃的肥料是步入社会且经济上较为独立的成人（年轻人）群体，但这部分人一般是具有相对理性的消费理念与较为成熟的思想，故而，消费主义不仅是出于自身机制的要求，还有发展的“外部压力”，最终构建出一套碎片化的化思想与快餐式的娱乐内容。但互联网的门槛几乎是面向全民的，但其内容又是具有指向性的。这边是为什么青年在面对如此具有渗透性，腐蚀性的消费主义时，会沦陷至此。

在应对消费主义的快餐式的娱乐内容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般有两种应对方式:其一，如2021年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这是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即网络上的娱乐内容所造成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从而采取的“快刀斩乱麻”政策；其二，如互联网各大平台的青少年模式，这实际上是用消费主义内容的承载体来限制消费主义的内容，是看似合理，实际上不切实际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在国家与社会看来，他们并不反对新世纪新文娱，他们反对的是沉迷于此；可问题在于，就是要让青年沉迷于此，消费主义的利益才能最大化。既要跟上时代，又要杜绝沉迷。那就构建一套指向未成年的信息交流系统和文娱内容体系。

新世纪文娱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实现寓教于乐、素质教育。如，前苏联便在这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在电子游戏刚刚问世时，苏联便跟上步伐，并创作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电子游戏，且其创作理念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带来更好的文艺服务，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而上世纪中国的上海电影制片厂，零几年的青青树公司和《血战上海滩》，到如今的《黑神话:悟空》和《无畏:征途》。更具有教育意义、文艺内涵的文娱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消失。

有些事你不做，你的对手就会去做。社会主义文化高地不能像经济发展中的公有制，搞一搞主体地位就好，要是这样真好，怎么能出现这么多的大、小问题？

爱国教育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要结合新时代新方式，不能“自以为是”，要有“市场选择”；不能交付于市场经济，要有国家助力；新征程要交于新青年，相信年轻一代的创造力。

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亚文化文化语境，对于青年的沉迷诱惑并不可怕。因为不论是步入社会的青年，还是尚处校园的少年，究其根本是休息时间的碎片化，导致他们不得不让他们的娱乐变得碎片化。那种娱乐的刺激与沉迷，不过是一种“报复性”行为。

真正可怕的是消费主义对现代青年的分解与重构。社会中的各个人之间的共性（时代底色）是主流文化价值观赋予的，个性则是由每个人的发展情况不同而产生的。亚文化一味强调个性，实际就是要用个性掩盖共性，甚至是分解共性，让人们之间认为不同于对方，从而达到身份认同，最终导致身份认同反而成为了共性。但这也是有硬性要求的，即:要在同一社会阶层之内才能实现，因为不同的阶层间，往往有着巨大的社会鸿沟。

也就是说，要抹平信息制造的茧房，要提升青年对于信息的识别能力，而这些的前提是青年可以去认识。

我认为教育分为社会教育、校园教育和家庭教育，其中家庭教育对互联网的恶意最大。我可以理解家长们的恶意因何而起，但我更希望家长们能够清醒些。我见过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制度下，学生迫于学校、家庭和学习压力不得不切断自身与外界的联系，导致其对这个世界毫无认识。互联网对学生确实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可我们也应该看到互联网构建了学校与社会的信息交流平台。他们可以更多的去认识世界，可以去了解不同的事物。这些都是他们在应试教育中不能得到的，同时又是他们应当接受的认识。这座桥梁把两者之间的交流的信息，基于自身需要进行分解与重构，最终导致两个结果。第一是先前讲到的，青年在这场信息交流中选择的娱乐至死；第二是青年由于并不参加社会生活与生产，导致即便青年所接收到的信息是正确的，甚至是具有阶级性的，但其基于这些信息，又由于不参与社会生活与生产，从而塑造的三观依旧是空中楼阁，被人一点就破。这其实就是所谓的早熟，这也是为什么早熟不是较早成熟。

较早成熟在社会上是有案例的，那便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为什么是穷人，而不是富人？难道富人的孩子就不能早当家吗？不能！因为穷人家的孩子迫于生活压力，要较早的参与社会生活与生产，故而，可以接收到最直观、最真实的信息，最终构建一套客观且“实用”（适用）的三观。

先前讲到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对抗，我认为主流是不可能胜过亚文化的，因为两者的对抗平台是网络，也就是说主流在一个属于亚文化的平台，与亚文化相对抗，就等同于到人家家门口去跟人家单挑，人家的帮手就在旁边，就算是要单挑，如果不敌可以立马帮到，自家人不在，就算能来，出于各种因素也不是那么方便，说白了就是没法打。倘若让青年去参与到社会生活与生产，实际上就是把战场转移到了自家门口，毕竟亚文化的承载体是网络，而不是社会现实。

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载体不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是现代青年，因为主流意味着时代任务，而同时主流已经经历了多个时代，它已经多次完成了任务，并且每次任务的终点站都会指向当代青年。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亚文化对青年的分解与重构也许并未想过要致主流于死地，但从事实上来看，必死无疑。

要摆脱这种困境，还要完成历史任务。这是两件事吗？

亚文化利用网络信息交流，并对信息扭曲，以此来分解主流，重构青年，形成亚文化。亚文化从来没说过不相信主流文化，亚文化是一直在强调要相信它，而青年们也就会自然而然不相信主流了。事实上，越是迎合忠于亚文化的青年，就越是说明了历史任务的完成度。你觉得只要青年接受你就好，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可青年最多把你当做一个酒肉朋友，怎会真心待你？倘若真心，那他又怎能证明自己忠于亚文化？为了让青年相信你，不惜迎合亚文化，最终只会被亚文化消解。

我在先前讲到要转移战场，少在网络打文化语境战，多带着青年参与社会生产、生活。亚文化喜欢搞分解与重构，那我们就用社会主义思想分解、重构亚文化；亚文化喜欢身份认同、阵营对立，那我们就换位思考、避免所谓的个性化思想。实际上，新时代新内容确实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可我们在这万物初生的时代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事的平台又是人家的地盘，所以啊，自己创造个战场，是我们完成主要任务的基石与跳台，是青年在这场任务执行中的后勤基地与避风港，是我们与青年的最坚固的堡垒。它是一个战场，是磨炼我们的地方；它是一个堡垒，是守护我们的地方。——堡垒构建战

讲战场，不是要攻坚自卫，而是要“团结互助”；讲堡垒，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坚守阵地”。

想要完成这项任务，仅仅靠学校教育是万万不能的。我先前讲过教育是分三个领域，而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要调动起社会与家庭，要让社会负起责任，要给家庭明确任务。如今的学校教育不是把能承担的责任担起来，而是社会把能推卸的责任都推给它。这就导致了教育成为了学校的单方面责任和校领导的个人绩效指标，成为了依靠“自以为是”的理念和“闭门造车”的环境而构建起的“异世界”，并且目前的应试教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其扩大与巩固恰恰靠的就是这两点。

教育要交于全社会，文化要交于新青年，不仅仅是为了任务与使命，更是为了扫除经济与政治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于新时代中向前迈进时的后顾之忧。

阿廖沙，别害怕，他一笑，天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