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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已经成为金融服务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已经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

从数量看，农村商业银行数量众多， 2019年6月末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4597家：农村商业银行1423家，农村信用社782家，两项合计2205家，接近整个金融法人机构的近一半。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农村商业银行也已经成为金融多事之秋，并出现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的“天花板”，农村商业银行从而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

那么，农村商业银行出现哪些急需解决的难题和“天花板”呢？

首先，农村商业银行高管出现违法高发期，并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形成较大的冲击

2019年3月15日，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东方农商行”）董事长冯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东方农村商业银行是连云港市最大本土农商行，这一次的董事长落马也是该行最近6年来第二次董事长在任上出事。

2018年5月26日，时任天津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殷金宝在办公室割腕身亡；2019年2月天津滨海农商行副行长方堃被警方带走调查。

2019年4月2日，怀化市纪委市监委发布两则消息称，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小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怀化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洪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蒋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怀化市纪委监委指定，目前正接受辰溪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农村商业银行由于其存在的特殊性，极易出现权力过于集中、与一些关联客户经济不清、地方依附中涉嫌利益输送等问题，而随着法律的深化，农村商业银行主要高管的违法行为将逐步浮出水面，从而对农村商业银行短期内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种高管的“天花板”将对农村商业银行的短期发展带来影响。

其次，农村商业银行曾经的野生发展模式导致的违规经营，已经受到监管的严厉监管“天花板”的有效压制，从而强化农村商业银行的规范化经营

2017年以来，随着银行监管的从严监管、从严处罚，商业银行也成为监管处罚的重灾区。

2017年从严监管以来，农村商业银行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截止2018年12月29日，银保监会2018年已开具3718张罚单，其中农村商业银行共收到740张罚单，涉及200家银行，如果加上农信社收到罚单320张，合计1060张罚单，占全部罚单数量的28.28%。

县域级农商行吉林蛟河农商行前踩雷6亿侨兴债，后陷30亿理财窟窿，最后除了收到监管罚没7744万元之外，蛟河农商行董事长与行长被取消2年的高管任职资格，监事长背上了警告处分，资金运营官、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被禁业2年。

2019年10月，四川大竹农商行由于1000万元的借贷诉讼被曝出银行在知情的情况下，为9人办理了借名贷款各1000万元，合计9000万“借名贷款”背后，法院认定银行并未履行尽职调查。

银保监会网站2019年5月6日公布的泰安银保监分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泰银保监罚决字〔2019〕1号、2号）显示，山东新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贷款用途管控不到位，贷款资金回流借款人等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泰安银保监分局对其处以罚款60万元。此外，相关责任人王敏庆对机构违规处置不良贷款行为负有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泰安银保监分局对其处以罚款5万元。

最近有报道称江南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崔某帮助企业伪造财务资料，以骗取银行贷款1500万元，面对员工伙同企业一起作假骗取银行1500万贷款的行为，江南农商银行表示了原谅，并希望司法机关对崔某从轻处理。这样的结果受到专业人士的质疑，麒鉴文章《员工伙同企业造假骗贷1500万，江南农商行希望从轻判决神逻辑》表示这样的逻辑完全看不懂。

2019年8月在银保监会发文强调高压监管的第二天，农商行系统在一天密集收到14张罚单，包括紫金农商行在内的7家银行及相关责任人被罚，罚没总额超过600万，部分银行今年已是数次受罚。包含一家上市银行（紫金农商行）、一家地级农商行（鄂尔多斯农商行）以及五家县级农商行/农信社——内蒙古的陕坝农商行、科尔沁右翼中旗农信联社；四川的凉山农商行冕宁支行；江苏的大丰农商行和沛县农商行。至少7名相关责任人员被处于5万到6万元不等的罚款，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张增强被禁业三年。处罚的主要原因是违规放贷。

违规放贷、违反监管规定开展业务是农村商业银行违规的重灾区，这也形成了农村商业银行未来经营发展的巨大“天花板”，在规范经营的情况下，农村商业银行如何发展成为一大难题。

其三，农村商业银行巨大的不良资产压力成为其未来发展的重大约束条件

不良资产不仅仅代表银行的资产质量，严重地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同时也严重地威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未来的持续发展能力。

而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令人堪忧。

以2019年6月数据为例，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95%，远远高于城商行的2.30%、股份行的1.67%。同时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仅为131.52%，低于所有银行类型（股份行和城商行分别为193.01%和149.26%）。

财报显示，一些农商行在2017年末的不良率，已超过了20%。譬如河南修武农商行，20.74%；贵阳农商行，19.54%。有的专业人士透露，粤东地区农商行的不良率有的甚至达到了80～90%。

审计署发布2019年第1号公告，对2018年前三季度审查出的问题进行落实，扫描31省金融风险并再次点名多家地方性金融机构。公告指出，7个地区的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存在不良贷款率高、拨备覆盖率低、资本充足率低、掩盖不良资产等问题。截至2018年底，河南浚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42 家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 5%警戒线，其中超过20%的有12家，个别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40%。

根据监管要求，2018年年末，农商行等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在10.5%以上，不良率不应高于5%。此外，2018年2月，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显示，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由150%调整为120%至150%。

但截至2018年年末，安徽桐城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跌至2.28%，拨备覆盖率下滑至25.2%;贵阳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为5.93%，拨备覆盖率为61.16%。贵州乌当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截至2018年年底为38.62%，资本充足率截至2018年9月末为1.84%。

巨大的不良资产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形成强大的“天花板”，并成为制约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的压力和制约能力。

农村商业银行存在的上述四大发展“天花板”，严重地影响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在逼迫农村商业银行转型的同时，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体制改革和风险规范等进行管理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