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一份联合声明迅速引发全球舆论高度关注。声明明确提出，七国集团计划联合伙伴国家，在未来五年内将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度降至60%以下，并进一步争取尽快实现50%的目标。这一声明还得到了澳大利亚的公开呼应与支持。表面看，这是一份产业安全与供应链多元化的合作文件，但其指向性却非常清晰——核心就是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对中国在这一领域长期形成的优势发起系统性去依赖行动。 就在G7声明发布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8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作出明确回应，语气坚定而直接：中方在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方面的立场坚定不移。同时强调，七国集团应严格遵循市场经济原则与国际经贸规则，停止以小圈子规则扰乱全球经贸秩序。这番回应，既是立场表态，也是一种现实提醒。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G7这套看似结构清晰的降低依赖计划，到底能否真正落地？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钨产品出口的调整，又隐藏着怎样更深层的战略逻辑？ 从具体目标来看，G7提出的路径相当具体：五年内将对华关键矿产依赖降至60%以下，并最终压缩到50%，甚至在部分关键工业领域引入带有约束力的采购配额机制。同时还计划建立跨国协调平台，通过回收体系优化与新矿山开发来增加供应来源。从纸面设计来看，指标明确、路径完整，似乎具备一定执行框架。 但问题在于，这套体系在现实层面一开始就暴露出严重分歧。美国国内曾推动通过价格监管机制刺激矿产生产扩张，但这一思路很快遭到盟友质疑。围绕建立所谓西方矿产联盟的谈判，也因成本分摊与治理结构问题长期停滞。欧洲方面更倾向于谨慎评估长期价格机制的副作用，不愿仓促推进，而美国则希望加速落地，两者之间节奏明显错位。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内部尚未形成统一共识的集团，却对外设定五年内必须达成的宏观目标，这更像是一种政治宣示，而非成熟的产业战略规划。 现实层面的对比则更加鲜明。中国在稀土、钨、锗、镓等20多种战略矿产的储量与产量上长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真正形成决定性优势的，其实是冶炼与加工环节。稀土冶炼占全球约94%，锰冶炼约99%，在20种关键战略矿产中，有19种的主要精炼能力集中在中国。

G7提出要开发新矿山作为替代路径，但矿业现实远比政策口号更复杂：一个新矿从勘探、审批到投产，通常需要5到10年甚至更长周期。而G7给出的窗口期同样只有五年，这意味着它不仅要完成矿山建设，还要同步搭建冶炼体系与完整产业链，这种时间与能力之间的错位，几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难以兑现的隐患。 产业界普遍认为，这种规划要在短时间内摆脱对中国的依赖，难度极高。因为中国建立的不是单点优势，而是一整套从资源开采、冶炼加工到产业配套的系统性链条，而复制这样一套体系，绝不是简单增加投资或政策动员就能完成的。 与此同时，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政策工具也在同步强化。去年2月，作为对外部关税措施的回应，中国将钨纳入出口管制清单。今年1月，新的两用物项出口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实施范围，对碳化钨、高纯钨粉、六氟化钨等产品对部分国家军事用途出口实施严格限制，民用领域审批也同步收紧。到2026年2月至4月期间，中国对日本相关钨产品出口一度出现阶段性停滞。 这种调整并非单一贸易行为，而是对关键产业链节点的一次精准调节。钨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在高端制造与军工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航空航天精密加工，到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再到导弹与炮弹制造，高硬度材料体系几乎离不开它。而中国钨产量约占全球八成，这一结构性优势极为突出。 更关键的是，日本本身几乎没有钨矿资源，长期高度依赖进口供应链，这使其在这一领域的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 长期依赖中国供应的日本企业首先感受到冲击。住友电工社长井上治在5月公开表示，公司对中国钨的采购已经全面中断，而其原材料约三成长期依赖中国市场。这一变化迅速向下游扩散，甚至波及半导体产业链。 日本在六氟化钨领域占据全球约四分之一产能，但相关企业已开始进入停产预警状态。2026年4月初，日本关东电化与中央硝子等企业向韩国三星等客户发出通知，表示原料库存只能维持至5月底至6月底，之后供应将难以保障。

面对压力，日本企业开始被动调整。住友电工投入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建设钨回收工厂，试图建立替代来源；三菱综合材料则将含钨超硬材料价格上调至原来的三倍以上，住友电工相关产品价格也上涨约六成。 与此同时，寻找替代供应的尝试同样困难重重。日本转向美国等市场采购钨废料，但成本大幅上升。2026年第一季度，日本从美国进口钨废料数量激增至59万公斤，是此前全年总量的二十多倍。这一变化本身就说明，其供应链已经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冲击并不仅局限于单一行业，而是同时传导至汽车、半导体与军工三大核心产业，形成系统性压力。 与此同时，围绕G7内部的团结叙事，现实情况却呈现出明显裂缝。一方面，日方推动建立关键矿产联合储备机制，并宣称已取得一致意见；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价格调控与产能刺激方案，却持续遭到欧洲国家质疑。 分歧的核心集中在三个方面：成本由谁承担、资金如何分配、以及规则由谁主导。美国希望通过关税、补贴与价格机制重塑产业链，而欧洲更担忧财政负担与机制透明度，日本则急于解决供应短缺问题，澳大利亚则更关注资源出口收益最大化。 在这种利益高度分散的结构中，所谓统一协调机制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 从更深层来看，这套方案本质上是在挑战市场长期形成的产业分工格局，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并非短期政策结果，而是数十年资源开发、技术积累与产业链整合共同作用的产物。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想改变，而在于是否能够改变。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策体系也在同步强化资源管理。6月15日，《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将稀土、钨、锂、钴、镓、锗等36种关键矿产纳入国家战略性资源管理体系，从开采、冶炼到贸易、储备与出口全面纳入制度约束。 在具体执行层面，钨矿开采指标持续收紧，2025年同比下降6.45%，2026年预计再降8%，两年累计压缩约14%。出口端同步收紧，形成双重调控机制。 受供给收紧影响，钨价持续上行，截至6月9日，钨粉价格已升至124万元/吨左右，黑钨精矿价格同比明显上涨。但即便在价格上升背景下，中国并未放松出口与开采约束，这表明资源政策重心正在从短期收益转向长期战略安全。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正在完成从资源拥有者向规则制定参与者的转变——不仅拥有资源，还通过制度体系对资源流动进行调控。 在这一背景下，G7的去依赖计划与中国的强化管控体系形成了两条方向完全不同的路径。一边试图降低依赖，一边强化控制；一边试图重建供应链，一边巩固既有体系。 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一个更加紧张的全球矿产市场：供应更集中、价格更敏感、波动更频繁。

对于G7而言，五年目标的实现难度正在不断上升；而对于中国而言，关键资源的主动权依然牢牢掌握在自身体系之中。 钨的案例已经给出了一个直观现实：价格可以上涨，供应可以调整，但结构性依赖无法在短时间内被轻易替代。 至于这场围绕关键矿产的全球博弈，究竟谁能真正走到最后，时间本身正在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