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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近年来，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加快数字化转型成为农村金融机构探索与实践的重要课题。作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村金融机构亟须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强化风险管理、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然而，实践中受限于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难度较大，且转型工作整体推进相对滞后。本期一线话题邀请广西农商联合银行董事长罗军、北京农商银行副行长韩继炀、京东集团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太辉三位嘉宾围绕如何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探讨。

作者｜《中国金融》记者　张黎黎

来源｜《中国金融》2025年第8期

记者：数字化转型作为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的应有之义，日益成为农村金融机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金融发展处于什么阶段？

朱太辉：从整体上看，相对于其他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技术积累、资源投入和业务支撑，农村金融机构由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展业区域等方面的约束，数字化转型和数字金融发展相对滞后。

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梯队特征”。头部省联社、农商联合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认识早、启动快，数字化转型和数字金融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部省联社、农商联合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处于数字化转型的探索过程，表现为“边修路、边跑车”；尾部省联社、农商联合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近年来虽然已经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但由于积累少、人才少、资源少，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起跑追赶阶段。

罗军：从具体实践来看，当前部分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正从“单点突破”迈入“数智赋能生态构建”的深度发展与差异化探索新阶段，需要数据与科技两大关键要素从“支撑赋能”向“价值赋能”演变，实现“以数链接、由数驱动、用数重塑”，从而激活“金融新质生产力”动能。

记者：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农村金融机构如何立足区域和机构发展实际，制定符合自身定位的数字化战略，走出特色化、差异化的数字金融发展之路？

朱太辉：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不能“依葫芦画瓢”，需要根据自身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展业环境选择不同的数字化战略。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平衡好成本、收益和安全。数字化转型是“存量改造+增量改革”的渐进过程，需要建立在业务不中断、风险可控、系统安全的基础上，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技术系统，要考虑县域经济形态和自身业务特点；技术的选择做到够用就行、略有超前，要能够持续更新，系统开发要给更新迭代留有余地。二是在转型路径上做到业务与技术融合。具体而言，业技融合有“技术与业务同步推进”“技术驱动+业务响应”“业务发起+技术支撑”三种主要模式，农村金融机构要根据自身情况理性选择。三是在实施过程中注重转型的“内外联动”。外部经营数字化是指通过数字科技推进客户、产品、渠道的转型升级，内部管理数字化则是指推进组织人才（“人”）、信息数据（“货”）、系统架构（“场”）的转型升级。“内外联动”的核心是通过策略方案这一“桥梁”，实现内外部数字化框架的映射联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持续迭代。

罗军：农村金融机构推进数字化转型需坚持“扎根本土”，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将数字科技嵌入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全过程，走“小而美、专而精”的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以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为例，我们积极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有关部署要求，创新打造“数智农商”战略体系。

一是深化党建与业务相融互促。深入推进“党旗引领+金融先锋”暨“万名农信党员进万村”工程，截至2025年2月末，共选派9700余名金融专员赴1.8万个村镇（社区）挂职，实现广西村镇全覆盖，依托“桂盛富民平台”推动“整村授信、户户有信”工程落地见效，对13208个行政村实现“整村授信”，覆盖率达90%。二是落实科技赋能为第一驱动战略，发挥好两级法人优势，特别是省级机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新一代信息科技系统建设为抓手，坚持“敏前台、强中台、稳后台”的架构理念，打造核心业务系统、信贷管理系统等新一代数字化、智能化系统群，涵盖业务经营、营销管理、内控治理、风险防控等各领域和全过程。三是推动数据、科技、业务深度融合，推进决策、运营、服务、盈利等模式创新。比如，创新推出桂盛富民信贷智能化平台、桂盛市民云场景金融业务模式、批量主动授信模式等，有效提升精准营销、差异定价、个性化服务和风险管控能力。四是依托桂盛金科公司打造系统性数字化平台，有力支撑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十个服务平台建设，为市县农合机构提供战略规划、数字科技支撑、资金融通、产品研发、风险防控、股权管理、培训咨询、行业审计、公共关系、品牌宣传等服务。五是兼顾“大平台+小法人”的“统一性”与“特殊性”，建立完善敏捷研发运维机制，建立跨部门、跨条线的研发团队，实现技术与业务高效联动，快速响应、满足各条线和市县农合机构的需求。

韩继炀：北京农商银行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一方面，通过积累数字资产、挖掘数字价值、创设数字信用、形成数字担保，积极探索产业数字金融业务，为产业数字化核心企业及相关产业链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产业数字金融接力服务平台，积极探索农村金融机构协作机制，为客户提供跨区域的持续服务。

记者：从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面临哪些挑战和制约？怎样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

罗军：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数字技术重构金融服务模式，既有利于突破地域限制、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能，也有利于应对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转型之路并非坦途，仍面临多重挑战和制约。

一是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的智能终端普及率低，限制了移动支付、电子银行等服务的应用。二是数据治理与应用效能不高。农村金融机构在大数据等基础性平台建设和应用方面相对滞后，大量涉农数据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另外，由于涉农信用数据分散在公安、民政、社保、农业、林业等部门，加之个别农户难配合或不配合，涉农信息持续采集难、共享难。三是数字创新人才“引育难”。一方面是“引进难”，农村金融机构精金融、懂科技、善管理的专业型、复合型人才普遍较为匮乏，自身吸引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培育难”，数字创新人才评估、培育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未形成体系化的培养模式，基层员工的数字化能力参差不齐。

朱太辉：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在技术创新上还面临如下挑战。一是数字化技术积累少、基础弱。除了部分数字化转型先行的头部机构，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技术体系较多、系统耦合度较高、硬件弹性调剂能力较低、人员技能难以复用、系统关联改造成本较高等问题。二是技术服务缺乏针对性、业技融合慢。例如，鉴于农信系统的双层体制，主要由省级机构向二级法人行社提供数字化技术及解决方案，一些数字化产品无法体现二级法人行社所在区域特色，对客户需求的分析能力较弱，业务条线与金融科技应用的融合较慢。

农村金融机构破解数字化转型技术难题的抓手是打造独立的“科技大平台”。在省级层面设立独立核算的金融科技事业部或者独立运营的金融科技子公司，统筹建设完善全系统“科技大平台”，包括打造技术中台、业务中台、数据中台、风控中台等。在服务输出方面，建立明确的科技服务收费模式和标准，理顺激励机制，优先满足内部行社的科技服务需求，能力强、发展好的“科技大平台”也可为其他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金融科技服务；在技术研发方面，自主推进技术研发和系统迭代，按照“可控集成”原则统一引进外部技术，降低技术研发和采购成本。

记者：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农村金融机构如何以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质效？

罗军：农村金融机构需坚持支农支小的定位，以数字化转型为引擎，通过技术重构运营管理、拓展服务边界、创新风控模式，实现金融服务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融合。

一是提升数字化运营管理能力。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升级推广“桂数耘”涉农数据标准共享平台，健全数据治理体系，完善涉农数据标准，丰富数据资产，优化数据应用生态，让数据“可见、易用、好懂”。二是提升数字化经营服务能力。依托“桂盛富民平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实现贷前、贷中、贷后管理的一体化、线上化、智能化。截至2025年2月末，依托该平台，已累计走访有效客户764万户，累计授信578万户，授信金额达5758亿元，用信金额达2644亿元。三是提升数字化风控能力。依托AI、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构建全行级智能风控系统，针对行业、产业、客群、产品、渠道、网点、客户经理实施差异化或组合式风控，从制度、产品源头上控制信贷风险。

韩继炀：近年来北京农商银行聚焦主责主业，积极融入北京市乡村振兴工作。“数字京村”是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面向村级统一部署的数字化系统，北京农商银行第一时间对接平台建设工作，上线“民生服务”和“信贷服务”，为村民提供包括第三代社保卡、养老助残卡、网点预约、凤凰e借、涉农贷款等普惠服务和金融产品；同时，持续推进深层次的数据合作，通过数据交互和分析，加速推进“三信工程”、实现生态获客。

在人民银行等部门推进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的背景下，北京农商银行将积极推动示范工程落地作为加快涉农业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契机，编制工作方案要点、建立工程实施台账，实现“乡村金融便利店普惠金融服务”“视频银行在线服务”“银农直联支付结算”“三信工程系统建设”“银担合作信贷服务”“涉农金融数据管理”六个项目被纳入示范工程。

朱太辉：“跳出金融发展金融”，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农村金融供应链和乡村产业供应链的“双链”联动，是农村金融机构创新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双链”联动的重点是，农村金融机构推动业务服务和组织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外联动”，实现农村金融供应链与乡村产业供应链的“人”“货”“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集互动，进而实现“双链”在信息流、商流、物流和资金流方面的高效协同与相互转化，破解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对核心企业信用过度依赖的问题，带动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放量增长，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产业振兴的良性循环。

记者：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农村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该怎样解决数据不可得、不会用、用不好等问题？

罗军：数据是数字化的核心，农村金融机构应秉持数字化转型思路，多措并举实现数据“挖掘力、服务力、运营力、管理力和续航力”的全面提升，将多年深耕田间地头积累的海量数据转化成“新质生产力”。

一是完善数据治理体系。从全行视角进行数据架构设计，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集成规范，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孤岛”。扎实推进系统数据贯标，构建数据资产运营管理和数据质量闭环管理机制，推动数据服务模式从传统的“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进化。二是丰富数据资源池。通过多渠道的“内治外引”充实数据资源池，萃取数据资产。例如，广西农商联合银行与当地人民银行、大数据发展局以及司法、市场监管、农业、林业、生态环境、气象等多方协同，引入政务数据、涉农数据、征信数据等，广泛应用于业务风控、客户画像、精准营销场景，有效提升了整体运营效率和风控水平。三是打造数据平台体系。广西农商联合银行构建“1+1+N”数据平台体系（1个“桂数耘”涉农数据标准共享平台、1个数据中台、N个数据应用），打造“一仓一湖一平台”数据底座和“一舱一表一门户”数据应用，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数字资产”。四是强化数据应用能力。开展数据创新应用竞赛，遴选数字化转型先进典型案例，推动数据要素融合应用。五是加快AI的探索与应用。促进数字化向更深层次的数智化阶段发展，深化“智改数转”，全方位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构建数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韩继炀：目前北京农商银行已构建“治用并举、以用促治”的数据治理架构，培养数字化应用人才，建立企业级数据生产线、数据服务体系、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实现数据可得、可用、好用。

在培养数字化应用人才方面，注重培养技术专家、业务专家，在全行建立数据官和数据员网格团队，打造“业务+数字+科技”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提升数据治理和数据应用水平。在构建企业级数据服务体系方面，结合业务需要，充分、高效地挖掘数据资产价值，为全行的精准营销、智能风控、智慧经营与运营等业务场景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决策支持。建设“能用、好用、想用”的商业智能（BI）分析工具及AI数据挖掘模型分析平台，使用“拖拉拽”实现用户数据探查，让数据分析更灵活。构建全行统一共享、管理完备的指标体系，为经营分析等工作提供准确一致的指标数据。构建客户标签体系，打造客户“千人千面”的画像体系，赋能精准营销、流失挽留、风险防控等业务场景。统筹管理外部数据的采集和运营，通过引入征信、实名认证核查、反欺诈等数据，为业务营销与风险防控等领域提供更多维度的数据支撑。在加强数据源治理方面，明确数据项归属，打造高质量数据基石。通过“战略—组织—人才—机制—标准—执行—监督监测—持续改进”八个环节，加强数据源治理，使各业务系统的数据有序流动，将高质量数据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基石。在强化数据安全管理方面，坚守安全红线。逐条对标《银行保险机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做好外规内化，认真推动落实相关数据安全管理要求。排查数据安全风险点，全力防范化解相关风险隐患；加大数据安全教育宣传力度，将数据安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朱太辉：可以在前端和后端着力解决数据不可得、不会用、用不好等问题。

在前端，依托多元分散的线下银行网点打造数据优势。一方面，通过线上与线下融合强化线下网点的“流量优势”。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通过线下服务网点的智能化改造和线上化拓展来维持甚至扩大线下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普惠金融与基层治理融合塑造线下网点的“渠道优势”。一是推动政务系统与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助力金融服务与政务、社会服务相互赋能；二是将党建、教育、医疗、供应链等第三方生态接入系统，减轻触客渠道压力；三是利用线上渠道，将电商、缴费等各类场景聚合。

在后端，通过数据管理平台将“沉没信息”转化为生产要素，释放数据生产力。一是以数据管理平台为核心，规范数据采集、使用和管理规则。建立数据采集的标准化流程，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业务和管理系统对接，高效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构建内外部的管理规则，确保数据的合规使用。二是注重数据共享，发挥内外部数据价值。实现部门与部门之间、业务与业务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对数据进行实时管理与分析。三是注重发挥多法人数据优势，整合内部资源。多法人、多线下网点的特征使得农村金融机构大量的信息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沉淀下来，通过搭建数据管理平台对分散的数据信息进行聚拢存储、分析和使用，有助于提升数据利用效率。

记者：当前农村金融机构开展数字化转型需要哪些体制机制保障？如何立足区域实际做好系统内的数字化转型工作？

罗军：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需系统性、多维度的体制机制保障，以突破治理、技术和人才瓶颈。

一是优化完善治理架构。不断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进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明确省级联社与县级法人机构的权责关系，建立“小法人+大平台”治理模式，健全金融科技治理体系，提升信息科技服务支撑能力。二是健全风险管理与合规体系。构建数字化风控体系，引入AI模型、区块链技术实现实时风险监测与预警，特别是要全面开展“AI+场景”的应用研究，构建起覆盖全业务链条的智能化应用矩阵，加快促进AI赋能。三是推进数据整合与标准先行。构建区域性数据库，推广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降本增效，在基层网点部署自动化流程。四是强化区域协同与政策联动。加强与地方政府及监管机构的沟通协作，构建政银企融合发展新格局，将金融服务网络深度嵌入区域发展战略，推动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与金融服务的有机衔接。五是完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采用“内训+外引”人才战略，加大力度引进既懂金融又懂科技的复合型人才。强化考核指挥棒作用，将数字化指标纳入机构考核体系，完善信息科技人才的薪酬激励分配机制，建立创新项目“容错免责”机制。

韩继炀：结合北京农商银行的实践，我认为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加强在顶层设计、组织推动、制度创新、人才体系等方面的保障。

在顶层设计方面，强化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动。在组织推动方面，调动业务部门、科技部门、数据部门及分支行的积极性，倡导全行“敏捷文化”。在制度创新方面，制定发布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方案，激发全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促进数字化创新攻关和成果孵化，创造业务价值。在人才体系方面，制定发布全行数字化转型人才体系建设行动方案、能力评价标准，建立数字化转型人才培训认证体系，着力培养一批“数字+科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满足数字化转型需要。

朱太辉：农村金融机构需要着重处理好数字化转型和市场化改革的协同关系。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大家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数字化转型最核心的问题是释放“人”的能力和动力。现在不少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西部地区或者偏远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在招聘人员方面面临较大困难。很多农村金融机构推进数字化转型面临科技人才不足、技术研发和架构改革进展慢等问题。

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与市场化改革配套推进，通过市场化的人才引进和考核体系激活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要建立市场化的人才引进、绩效评价和薪酬激励机制，让需要的人能被招得进来、员工有动力去推动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人才积累、数字化转型和机构业务发展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