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虎嗅商业消费组

作者｜周冰

编辑｜周月明

题图｜视觉中国

“如果在秘鲁都赚不到钱，那就不用去别的地方了。”务秋这样形容秘鲁优越的营商环境， 1992 年，他以医生的身份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后来又拓展了矿业、咨询、媒体的业务，是秘鲁当地资深华人。

务秋的形容或许不是夸张。

首先，秘鲁的经济增长率较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4-2028 年期间，秘鲁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 3%，超过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等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平均预期增长率 2.2%。

其次，拉美地区宏观经济最稳定的国家之一。虽然其在2016年-2022年间经历政局动荡，6年换了6任总统（正常是每五年选举一次），但期间，汇率没有太大变化，通胀也能得到控制，2024年，秘鲁将连续27年保持年化通胀率一位数。

图片来源：秘鲁营商及投资指南2023/2024

另外，秘鲁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外汇管制，对自然人或法人的外币账户数量或资金汇出不加任何限制。

相较于南美其他国家，秘鲁对中国人更亲近。每条街道上都会有名为Chifa（谐音“吃饭”）的中餐馆，1849 年首批 “契约华工”来到秘鲁，到现在，有中国血统的秘鲁人有近3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0%。

中秘贸易合作势头也愈发强劲：由于秘鲁制造业的局限性，大多数日用品都要依靠中国进口，同一件商品价格往往是中国的2-3倍。截至2023年，中国连续10年为秘鲁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一大出口市场。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在秘鲁召开；同月，“一带一路”项目钱凯港正式开港，秘鲁和中国之间的航程将从 40 天缩短至 23天。

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个远在 17000公里外的南美洲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出海的新选择。

然而，蓝海有变成红海的趋势。

“2016 年我来秘鲁参加建材展，当时只有三家中国公司，而到了2023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 200 多家。”南美十年外贸人 Cinda 告诉虎嗅。

但对更多人来说，秘鲁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个市场有什么特点？目前正在发生什么变化？还有什么潜力值得挖掘？本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松弛感=懒散？

邹晗2014年来到秘鲁，后辗转于南美各个国家，目前主要从事南美进出口和南美外贸咨询业务，为国内工厂出海南美提供平台。提起最能代表南美人性格的场景，邹晗一下就想到，前段时间她在玻利维亚乘坐缆车时，缆车下方飘来了音乐，当地人在开 party，她被音乐声吸引，用相机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所有人都盛装出席、音乐声很大、啤酒很多，每个人都跟着音乐摇摆。

派对现场。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热情、快乐、社牛比例非常高。”邹晗这样形容南美洲人民。

及时行乐，或许是许多南美人民刻进DNA的人生信条。

“我到现在都理解不了，为什么对总统选举的关注度还不如一场足球赛。”务秋这样调侃道。

当地中餐馆老板这样形容秘鲁员工：如果他有5块钱，他会用4块钱去买酒，剩下1块钱去买面包。许多秘鲁人都没什么储蓄的习惯，当地贷款利率又高，人们倾向于即时消费，Cinda补充道。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秘鲁人的及时行乐，恰能代表其消费强劲。CEIC数据库显示，平均来看，私人消费（也称为居民消费或个人消费，是指个人或家庭在产品和服务上花费的开支总额）占秘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保持在60%以上，而在中国，这一比例只有不到40%。

从高比例的消费贡献率中不难看出，秘鲁人对生活品质的重视。比起一味地追求高薪的工作，一些秘鲁人更愿意按时下班享受生活。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比如有的人上班，会在衬衫里面穿球衣，一下班，脱了衬衫就去踢球了。”Cinda 告诉虎嗅，一些秘鲁人下班之后是不接工作电话、不回工作信息的。

“他们对个人尊重的追求也更高，如果感觉到自尊心受损，他宁可放弃高薪的工作，也不会继续留下来工作。”务秋说，他在当地有自己的咨询公司，同时兼任诊所医生和当地专栏作家。

为了与当地员工建立良好的关系，一些中国公司会举办party，庆祝当地节日，与员工一起狂欢。“可能一些中国人觉得这有点耽误工夫，但实际上非常必要的”务秋告诉虎嗅。

不加班、不内卷，可想而知，工作效率与国内肯定是没法比的。在中国两分钟就能沟通完的事情，在秘鲁要花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Cinda做的是建材市场的外贸，她告诉虎嗅，在国内仅需半年就能建成的房屋，而在秘鲁，仅投标和采购阶段就可能耗费一整年的时间。

也开始追求效率

但关于秘鲁人是否懒散，一些人也持反对意见。

“像中国这样高效的国家，全世界也没几个，所以不是他们效率低，只是我们太卷了。实际上，秘鲁人已经称得上勤奋了。”邹晗说。

以通勤为例。

在秘鲁，大多数人无法负担市内的生活成本，不得不选择住在郊区。

秘鲁总人口约为 3400 万，其首都利马作为一个超级大都市就集中了约1200 万人口。

这里的生活成本高昂：饮食方面，在市内，一顿普通的工作餐就要 30索尔（约60元人民币），在市中心的金融街，更是高达50索尔（约100元人民币）；居住方面，其市中心一套普通的两室一厅，月租金要1500索尔（约2900元人民币），而在富人区，同样的房子租金将高达3700索尔（约7200元人民币）。

“但秘鲁的法定最低月工资为 1025 索尔（约2000元人民币）。工薪阶层，比如服务员，工资只比最低薪资高一点，约为2000-3000元人民币。一个普通白领，月工资也不过 2000-3000 索尔（约为3900-5800元人民币）。”邹晗告诉虎嗅。

生活成本和收入的差距，令许多人不得不选择远住郊区，这也意味着较长的通勤时间。

利马的公共交通系统比较落后，上班族们更多是通过换乘“又挤又破”的巴士来通勤，利马又被称为“堵城”，单程通勤时间花费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有的人住得远，甚至四五点钟就要起床。

但在这样糟糕的通勤条件下，大多数秘鲁人还是能做到全勤，比如务秋公司的员工，80%以上的员工都能拿到全勤奖。从这个角度来看，实在很难用“懒散”去形容秘鲁人。

而且，秘鲁近些年的飞速发展，也倒逼当地人加快生活节奏，开始追求效率。

2014 年，邹晗初到秘鲁时，海关工作人员一边悠闲地听收音机，一边接待了她。现在看，这种情况显得非常荒谬，海关效率已大幅提升。

“尤其疫情之后，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南美的社会压力在增大，钱更难赚了，他们的生活节奏也快了。”邹晗告诉虎嗅，就连她常吃的餐馆都因为追求效率变得难以下咽。

仅仅疫情两三年期间，秘鲁就迅速普及了移动支付。也是在近一两年，南美大街上的大爷大妈都刷起了 Tiktok。

“与十年前相比，尽管秘鲁人依然享受生活，但人们脸上的笑容明显变少了。”邹晗说道。

信任度低令秘鲁人变谨慎

人们对于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总会有一些刻板印象：热情松弛同时也等于随性。

但跟秘鲁人打交道，许多人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他们太“讲原则”了。

“他们性格很‘轴’，对规则的执着到了近乎固执的地步。”Cinda说。

她举了个生动的例子：当她试图给一位员工加薪，却因为公司流程暂时受阻时，她提议以“加班费”的形式发放这笔钱。然而，员工却坚决拒绝，他们只接受通过公司涨薪流程后发放的钱。Cinda认为，秘鲁人不懂得变通，也是工作推进缓慢的一大原因。

“当地人的循规蹈矩不完全是性格原因，也与当地略显割裂的法律环境有关。”当地中资企业的法务经理杨律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一方面，秘鲁曾是西班牙殖民地，深受西班牙大陆法系的影响。独立两百多年来，其法律体系在借鉴西班牙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不断调整，相对来说，已经发展得比较健全和完善。两百多年的法制史，让当地许多公民的法律观念比较强。

但另一方面，坚持原则和规矩，也是因为这里骗子较多，倒逼出了秘鲁人的谨慎。

邹晗再三强调，千万不要轻信秘鲁人的承诺。她初到秘鲁时，带着国内“先付定金，再付尾款”的交易习惯，从当地人手中购买驴皮。对方看起来憨厚朴实，也信誓旦旦地承诺15 天内肯定交货，但是实际上，卖家一收到定金，转眼就消失无踪了。

“我住的一条街上就有十几个公证处，即使只是租个房子，秘鲁人也会带着租房合同去公证处公证。”杨律告诉虎嗅。

正常交易中，双方签合同后按约定付款。但一些秘鲁人会选择更加谨慎的做法，比如说，其中一方会要求在公证处等着，一定要看到对方银行流水单才肯在合同上签字，更有甚者，不相信银行流水单，必须看到钱到账才可以。

在秘鲁做生意，前期获取信任的成本比较高。秘鲁客户会投入很多精力去考量一家公司信誉、财务状况、业务历史和成员个人背景。

“不太容易建立信任，但好处是，一旦建立之后，用户粘性比较高。”邹晗告诉虎嗅，“因为对客户来说，要换合作方成本太大了。”

要建立信任，见面必不可少，相比于传统外贸通过邮件与客户联系，直接常驻秘鲁、与客户处成朋友显然更有优势。

外贸变卷

十年前，Cinda 代表公司开拓南美市场，那时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蓝海。

“公司只派了我一个人，我第一站先来到秘鲁，后来又陆续开拓了厄瓜多尔、智利、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家的市场。总之去哪个国家都行，当时很少中国企业注意到南美市场，每个国家都有待开拓。”Cinda 告诉虎嗅。

Cinda彼时的公司主要做建材外贸，定位为中高端，主要竞争对手是欧美品牌。在中东、东南亚等市场，她们的产品通常需要以折扣价销售。然而，在秘鲁市场，即使以原价出售，产品价格依然能比同等的欧美品牌便宜30~40%。

从2013年到2019年，Cinda成功将公司在南美的业务从无到有，发展到公司全球市场前三的位置。2019年，她选择离开公司回国，并在疫情开始后决定留在国内创业，同时也陪伴家人。

2015年，Cinda与秘鲁客户的合影，图上最右侧为Cinda。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然而，当她在2023年重返秘鲁时，却发现外贸市场已经变了天。

2016年，她参加的秘鲁建材展会上仅有三家中国公司参展。到了2023年疫情后的首届展会，中国公司的数量竟然激增至两百多家。邹晗也见证了类似的增长，她注意到2019年参加的汽配展中中国公司还寥寥无几，而到了今年，中国公司已经占了参展公司的一半。

展会只是一个缩影，中国人正全面进入秘鲁市场。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3年的8年间，中秘贸易年均增速高达14.6%。

务秋观察到，近年来进入秘鲁的中国商人群体正在发生变化。以往，大多数中国人来秘鲁是为了投奔亲戚或经营小本生意。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财团、家族企业，带着雄厚的资金来到秘鲁，投资于各个领域，这些家族企业可能控制着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产业链。显然，新一波进入秘鲁的中国人实力更雄厚了。

涌入的中国人正将蓝海转变为红海。

2014 年，邹晗跟随一家摩托车配件公司地推时，商家还以新奇的眼光打量他们，围上前询问产品，成交率不低。但现在，同一家商家已经见过太多中国商人，面对推销，已学会简单利索地问“是工厂吗？有价格优势我们再谈。”

在贸易领域，过去，外贸人员才会负责在海外寻找客户，而现在，源头工厂直接出海，跳过中间环节，亲自参展对接客户。前述建材展上的两百多家中国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是工厂。

工厂出海造成的结果是价格更卷了，外贸公司的利润空间大幅压缩。Cinda向虎嗅透露，南美建材外贸的利润率在过去十年间从30%缩水至5%。

Cinda意识到，要在外贸领域继续发展，必须另辟蹊径了，她开始转向技术含量更高、利润更丰厚、更小众的赛道发展。

Cinda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出海人不断适应和创新的例子，市场变化不停，但总有机会留给那些愿意探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