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5-7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主题为“应对变化的世界”。

本届峰会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定位，持续聚焦国际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数字金融四大议题，共设置6场全体大会、16场圆桌对话、9场闭门研讨会。

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全球财经政要、学界领袖与企业高管现场出席了本届外滩峰会。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经济日报、解放日报、《财经》杂志、证券时报、第一财经、彭博、路透、CNBC、FT等近60家中外主流媒体参会报道。抖音平台《财经大咖来了》栏目首次独家播出峰会国际对话。

一如外滩金融峰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法兰西伦理政治科学院院长、欧洲央行原行长Jean-Claude TRICHET在开幕致辞中所说，外滩峰会的理念，是希望让世界各地的思想先驱能够交流他们的洞见，为努力构建稳定、韧性、繁荣的未来，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贡献力量。

（2024年9月5日，Jean-Claude TRICHET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致辞）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概莫能外。经济领域至少面临保护主义措施抬头、通胀、人工智能爆炸性发展、生产率停滞不前、气候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等六大挑战。正是这些挑战使得大家齐聚外滩，以求尽量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今天，我们围绕重点议题，精选本届峰会部分公开场次和嘉宾观点，与各位读者共同回味这场思想盛宴。

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

（2024年9月5日，Anna Bjerde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Anna BJERDE表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望企稳，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约为2.7%，通胀料降至三年来的最低点，全球经济似乎已经临近“软着陆”。但错综复杂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因素仍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压力，按照目前的经济扩张速度，我们将无法实现发展目标。

与会专家认为，全球挑战需要全球治理来应对。然而当前全球治理的效率越来越低，作用也未能达到预期，全球治理存在巨大赤字。许多本应解决的问题都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比如气候变化；一些紧迫问题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人工智能（AI）。而要解决当前的全球治理赤字，建设性地管理中美关系是关键。

中美关系深刻影响全球治理效能

可考虑以“功能性脱钩”战略管理中美关系

“在我看来，除非我们开始想办法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否则全球治理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现在的发展势头并不乐观。”国际金融协会执行副总裁Clay LOWERY表示。外滩峰会国际顾问、以色列央行原行长、摩根大通国际原董事长、G30荣誉主席Jacob A. FRENKEL指出，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美问题不能搁置、更不能放任二者脱钩，需要做的是使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但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的决策层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美中双边关系对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有多么重要。

近年来，美国采取大幅提高关税、“小院高墙”等对华遏制政策，并于今年掀起中国新能源领域“产能过剩”争议。

“尽管美国政府说，‘我们不想脱钩，我们只是要去风险’，但从中国企业的角度看，‘去风险’与‘脱钩’并无太大区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在与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对话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大幅提高关税、加剧贸易冲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只会适得其反。从出口数据来看，特别是如果把中国对美国的间接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其实美国的关税壁垒对中国对美整体出口的影响非常有限。

鲁宾则指出，贸易确实能为中美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利好，但芯片等商品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有其合理成分，问题在于该如何把握（安全风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界限。应该实施严格的纪律，将关税限制在真正需要保护供应链的领域，但政客对关税政策的使用往往会越过合理的界限。

鲁宾提出，中美两国应以某种方式克服对彼此的不信任，在某些领域保留分歧，但在许多其他领域可以从（合作）中受益。例如在AI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同努力推出某种全球性的机制。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将这种在一些领域保留分歧、在另一些领域加强合作的方法归结为“功能性脱钩”战略。他认为，美国遏制战略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中国太大、太有活力、太重要，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是太紧密的合作伙伴，遏制中国完全行不通。功能性脱钩是建设性应对中美紧张关系的唯一方式，但这首先要求美国改变思维方式，必须停止把所有事务都视作国家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出口管制或关税等限制措施来解决的做法。

“我认为弗雷德提出的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是可以接受的方法。我个人是认同的，我认为中国接受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浦山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小院高墙”政策对中美都是不利的，最多只能取得所谓的皮洛士式胜利，而双方最终都会因此受损。

针对“产能过剩”争议，伯格斯滕认为，为满足内外销需求而生产，这本身并没有错，未必就是产能过剩；但如果涉及政府大量补贴、对国内企业的其他优惠和对外资的歧视，那确实会产生问题。期待美中两国最终能坐下来就各自的产业政策展开对话，明确哪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举措，哪些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的不正当的保护主义行为，从而在竞争与合作领域之间划出一条更清晰的分界线，以促进更具合作性和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并惠及世界经济。

余永定强调，应区分产能过剩的两种情况。在宏观经济层面，中国并不存在产能过剩，中国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中国必须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加总需求，这也能减轻出口部门的压力。而电动车、锂电池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是行业性的产能过剩，应该主要靠市场机制解决，政府并无能力裁决这些产能是否过剩。

同时，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应把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区分开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对产业政策的规范方面，可以对世贸组织规则进行完善。

美国大选是关键变数

哈里斯更受经济学界青睐

美国大选是影响下一步中美经贸关系的关键变数。美国大选结果将于11月5日揭晓，外方专家普遍认为，新一届美国总统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无论对于美国经济还是国际社会都会带来显著不同，而哈里斯是更好的选择。

伯格斯滕认为，在新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中，哈里斯会是一个更加可靠、更有意愿进行建设性合作的伙伴，特朗普则完全无法预测。他希望未来的新政府必须是哈里斯政府，这样能够恢复世贸组织的有效运作。鲁宾也提到，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将为美国经济社会和国际社会带来多重风险。但哈里斯要尽快明确其经济方案，大选本身还未落定，竞选之路依然艰难。

（2024年9月7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圆桌“全球及中国宏观经济展望”，由左至右依次为：郭凯（主持人）、Tom ORLIK、Moritz SCHULARICK、Steven BARNETT）

彭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Tom ORLIK从三个维度解读了特朗普与哈里斯对华政策的潜在差异：一是政策流程方面，特朗普的决策往往不可预料，将会增加不确定性与市场波动，而拜登政府恢复了所谓的程序常态，预计哈里斯政府将会延续；二是政策实质方面，特朗普已经公开讨论了其加征关税计划，宣告着其可能在贸易政策方面再次带来一段痛苦的动荡时期，而哈里斯大概率将继续执行“小院高墙”政策，有针对性地采取更多措施，但其在外交政策方面还有较大想象空间；三是结盟能力方面，拜登明显比特朗普更加善于争取其他国家支持，预计哈里斯也将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离十一月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如果今天下注的话，我认为哈里斯会以微弱优势获胜。”Tom ORLIK表示。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总裁Moritz SCHULARICK表示，如果特朗普当选并兑现其关税承诺，那么，一方面，10%的全面关税意味着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全球贸易面临巨大冲击；另一方面，美国很有可能迎来通胀上行、利息压力增大以及经济增速放缓，这或将加剧全球低增长态势。

全球治理何处去？

除了大国博弈因素外，参与外滩圆桌“全球治理何处去？”讨论的专家普遍指出，当前巨大的全球治理赤字，也与全球治理本身存在外部性问题、主权国家各自为政、缺乏信任等因素有关。

（2024年9月6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圆桌“全球治理何处去？”，由左至右依次为：郭凯（主持人）、金立群、胡晓炼、Jacob A. FRENKEL、张宇燕、Clay LOWERY）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指出，全球治理失灵的一个表现还在于国际组织越来越不能像预期般发挥作用，而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负责应对全球挑战的机构缺乏权威性，没有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可循；即使有约束性规则，有些参与方也肆无忌惮地拒绝遵守。“全球治理体系中，主权国家的力量胜过国际组织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解决全球治理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张宇燕认为，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加强大国之间的协调和理解。

Clay LOWERY指出，各方必须能够参与对话、建立信任，并尝试共同解决问题，特别是美国和中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胡晓炼强调，国际组织要保持客观性、中立性，其专业能力、专业职能不应受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一些国家的政治因素所主导，而丧失了自己的主要功能。

Jacob A. FRENKEL提出：（1）自由贸易能促进繁荣而美国两党当前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保护主义，对当下这一悖论的形成进行反思、补偿受损者，是保障我们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而这是一个财政能力问题；（2）中国如果想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必须调整配额分配，并赋予其适当的工具和权力。

“第一，传统的富国强国应深刻反思，是否愿意真正接受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第二，胸怀宽广，为其他利益攸关方着想。第三，着眼长远利益，而非短视。第四，牢记伤害他人的行为往往最终会伤害自己。最后，照顾最脆弱的群体。”金立群表示。

（2024年9月5日，Monale RATSOMA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此外，新开发银行（NDB）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Monale RATSOMA在主旨演讲中提到，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巨大，预计未来几十年将达到数万亿美元。在新兴市场，传统融资工具存在局限，填补投资缺口需要政府、国际组织的合作。

主要经济体经济前景与货币政策转向

美国经济：

基准情形是“软着陆”，巨额政府债务是隐忧

全球经济“软着陆”进程中，美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的超预期表现不容忽视。上半年美国GDP增长3%，甚至高于疫情前水平。下半年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出席峰会的外方专家多数认为，下一阶段美国增长势头大概率放缓，但基准情形依然是“软着陆”，而不是衰退。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原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认为，美联储似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美国通胀率已经显著下降，劳动力市场从2021-2022年极度紧张的情况转向现在的平衡状态，通胀预期锚定在2%。预计随着劳动力市场保持平衡、预期保持稳定，通胀还将继续下降，这使得美联储对实现通胀目标可以更有信心。

但本轮美国经济复苏的部分原因在于储蓄率下降，消费者将更多收入用于消费，而这是不可持续的。叠加劳动力市场开始走软，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可能略有下降，主导风险已经从通胀转向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放缓。因此，美联储需要从紧缩性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货币政策以巩固“软着陆”。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则指出，美国经济表现强劲背后，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依次是财政政策、移民和创新（创新带动了股票市场的良好表现，同时增强了投资者信心），货币政策的影响仅排在第四位，但前三种力量正在不断减弱。因此无论美联储能否成功实现“软着陆”，当前美国经济的优异表现都不太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即使降息，也未必能解除所有隐忧。一是金融体系的隐性杠杆。印度央行原行长、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指出，随着美联储降息，家庭和企业部门一些清晰可见的杠杆似乎不成问题，问题在于美国金融体系尤其是影子金融体系中还未被看到的杠杆。2020年3月的美元流动性危机和2023年3月的银行业危机就是前车之鉴。这些杠杆是在疫情前的经济顺境之中积累起来的，消除这种杠杆需要一场良性危机或严重的通货膨胀，并通过高利率抑制需求，促使企业和金融部门降低杠杆，但目前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真正发生。

二是庞大的政府债务。巴里表示，过去四五年来财政政策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首要力量，但其相关代价目前尚未完全显现。鲁宾指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约占GDP的100%，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在未来10年里这一比例将升至120%，但大多数现实的估计比这个数字还要高不少。

Moritz SCHULARICK认为，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占GDP比重过高是不可持续的，未来美国必须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这意味着虽然目前美国经济衰退仍然不是基准情景，但关于赤字问题的相关调整会否引发经济衰退成为一个很大的未知数。鲁宾认为，美国有足够强的经济，因此有能力应对债务挑战，可采取增税、医疗改革、削减福利支出等措施，而这应当不会对美国经济增长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但现在的政治环境不利于解决这个问题。

欧洲经济：

形势更复杂、面临更多挑战

欧央行原行长特里谢指出，欧洲经济形势比美国更为复杂，经济面临更多的挑战。一方面，虽然欧元区总体通胀率有所缓解，但核心通胀率仍明显高于2%目标，且看不到核心通胀率以预期速度下降的迹象。另一方面，欧洲的经济增长远不及美国。因为欧洲既没有像美国一样实施极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能源和食品等供应方面还受到俄乌冲突的严重影响。因此欧洲的形势很严峻。

但他强调，不能因此就判断衰退即将来临。欧央行很可能在9月降息25个基点（编者注：北京时间9月12日，欧央行如期下调存款机制利率25个基点至3.50%）。综合各方面预测来看，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将很缓慢。未来会稍有好转，明年GDP可能增长1.5%。对当前的欧洲而言，极为重要的是创新和结构改革。此外，如果俄乌冲突结束、中东地区局势能有所缓和，欧洲的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日本经济：

走出长期通缩和低通胀

日本央行原行长黑田东彦表示，日本通胀情况一直以来都不同于美欧。因此不同于美联储和欧央行进入降息周期，现在日本正逐渐走出长期通缩和低通胀，日本央行将继续逐步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谨慎提高政策利率，直至达到中性利率水平（可能在1%-2%，并显著低于2%）。

重新审视货币政策框架

美联储将于今年晚些时候重新审查货币政策框架。科恩认为，2020年引入的“平均通胀目标制”是在低利率、低通胀环境下为应对通缩偏向而制定的框架，并不适合指导美联储和公众理解和应对后来的高通胀局面。美联储必须深入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新货币政策框架的普适性，确保其能够应对各种经济冲击，包括供给侧和需求侧冲击。同时，要重新审视2%通胀目标是否仍然适用。重新审视货币政策工具以及与市场沟通问题，反思利率前瞻性指引是否延误了对通胀的反应。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Philip H. Knight 教授及名誉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与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珺对话时也指出，后疫情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这种供应链分散化模式是因应对冲击和地缘政治冲突而出现，削弱了过去由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通缩力量，是引发全球通胀的重要因素之一。

斯宾塞表示，整整一代人，过去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需求受限的通缩世界里。而现在，全球经济增长从主要受限于需求转向主要受限于供给，这是一个重要的模式转变。因此无论是政策制定者、金融市场还是企业的从业者，思维方式必须适应新的现实，否则就容易犯错。

(2024年9月5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Michael SPENCE（右）对话刘珺（左）)

中国经济、新质生产力与金融高水平开放

中国经济：当务之急是尽快阻断有效需求不足

中方专家较为一致地认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尽快阻断有效需求不足。CF40学术委员、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仍然相对比较突出。总需求进一步减弱的风险，可能是今年三到四季度的主导性风险，当下需要对总需求不足的局面进行诊断，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24年9月7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高善文在外滩圆桌“全球及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上发言）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阻断需求不足，关键是用对逆周期政策，降低利率和政府举债扩大支出。 真正能发挥功能的逆周期政策，必须是非常坚定的表态和超预期的政策力度，表态越坚决，越超预期，改变市场预期的代价越小，政策空间消耗反而越少。

不过，在政策投放重点应该放在消费还是投资的问题上，各方观点仍有分歧。

CF40学术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目前的需求不足是真正的内需不足，而 内需不足不是投资不足，而是居民消费不足。所以，这一轮扩大内需，要切实落实中央政治局确定的以扩大消费为重点的基本方向，把建设民生大国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以此促进各项政策的协同。

（2024年9月6日，杨伟民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建设民生大国，就是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和增加居民消费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建设民生大国应该成为“十五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在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中就应深入研究。建设民生大国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从目标到任务、到政策，从发展到改革等做出整体性部署：

第一，要在继续建设生产大国、制造强国的同时，把建设民生大国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第二，要完善宏观政策总基调，从扩大投资转向扩大消费；第三，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着力扩大市场化就业；第四，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第五，要加快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此外，建设民生大国，还应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消费型产业的发展。

高善文也认为，尽管经济向高端制造业转型非常重要，经济越来越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但是 所有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都是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人们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的渴望，也许是驱动经济活动最终极的力量。此外，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我们迄今在刺激消费层面上所推行的政策。

但张斌指出，消费和劳动者收入是慢变量。增加消费、增加劳动者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等建议，从长期改善经济结构的角度看非常正确。但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已经是一个独立于结构失衡问题的问题。历史经验中很少有在短期内主要通过大幅提高消费和劳动者收入阻断需求不足的案例。 阻断需求不足中的负向循环，关键还是管理好短期内可以有很大变化的快变量，包括管理好投资、企业盈利和信贷，尤其是信贷。快变量解决好了，负向循环打破了，慢变量也会跟着一起好转。

中外专家认为， 走出需求不足的一个关键是尽快使房地产市场完成调整。Tom ORLIK表示，他对中国长期发展形势持乐观态度，中国在先进制造业、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发展令人兴奋，这将推动其长期增长潜力，但短期内，房地产市场面临挑战，或将拖累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表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举措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建议接下来的政策着重解决好已售出但未完工的预售房屋、处理没有生存能力的开发商、重组能够走过困境的开发商。房地产市场调整必然影响深远，中国越早完成这次调整，经济就越早拥有坚实基础来推动未来的增长。

高善文表示，从需求端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如刺激居住需求、降低贷款利率等，会起到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供给侧采取更加有力的针对性措施，帮助房地产企业完成转型过渡。

新质生产力：对金融业提出全方位改革要求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本届峰会上，多位专家围绕鼓励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问题积极建言。

（2024年9月5日，毕井泉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致辞）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联席执行主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毕井泉表示， 鼓励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有5个“必须”：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必须尊重知识产权，专利是知识产权的核心；必须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力；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必须加快制度型开放。

毕井泉表示，我国大多数科研人员都是在国有的科研院所、高校、医疗机构工作。调动体制内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就要切实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相关规定，妥善处理职务发明成果转化收益奖励与国有资产管理的关系，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激发科研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2024年9月6日，尚福林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CF40学术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指出， 新质生产力对金融业提出了全方位的改革要求。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涉及货币政策导向、完善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架构、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增加制度供给、完善金融监管的全方位系统工程。

结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服务的相关论述和部署，提高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质效， 一是健全完善科技金融体制，推进投贷联动试点。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银行参与科技企业的投贷联动业务，与创业投资基金等外部机构加强对接。同时，从完善制度设计角度，继续积极审慎地研究投贷联动业务模式下的机制安排，提高银行机构参与的积极性，实现科创企业信贷风险和收益的匹配。

二是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对于商业信用缺失问题，需要持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市场商业信用约束机制，建立并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

（2024年9月6日，刘尚希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CF40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建立在数字经济的基础之上，离开数字经济谈新质生产力，可能是“空中楼阁”。他强调，数字化转型是数实融合的方向，也是当前培育新动能、孕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就技术基础建设而言， 产业政策应当转向重点培育一批SaaS市场的“独角兽”，尤其是适合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SaaS公司；引导企业积极上云，提升SaaS市场的渗透率；鼓励各类头部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发挥技术和人才优势，助力SaaS市场生态的加快形成。

制度基础方面，一要建立健全数字治理制度，包括进一步加强SaaS行业的规范与标准建设；二要完善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对数字平台的常态式监管方式；三要构建数据的资产化及入表规则；四要发挥政府对数字化转型的牵引作用。

对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认为，数据交易需要将数据资产化。 只有在数据资产化甚至证券化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交易所交易。至于当下讨论较多的数据资产入表和数据资产抵押，其实也应该以此为基础。数据资产作为抵押品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基本的可计算和相对稳定的价值，二是可以转移的权属，三是可以交易，这就需要有成熟的交易市场，但路还很长。这需要业界、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共同研究。

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表示，数据资源的数量、结构、品质，对于数据要素价值的发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 需要解决好数据分隔和数据流动的问题。目前我国公共数据存在行政性的数据分隔，非公共数据也存在流通不畅问题，例如金融机构和移动平台的数据共享还未形成成熟模式。

推动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仍是基本方向。其中的关键之一是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开放。

（2024年9月5日，黄奇帆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CF40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认为，资本项下可兑换是扩大金融开放的重要方向，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人民币取得应有的地位。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但总体上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不匹配。 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至少要实现与欧元、英镑、日元相当的地位，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相当。

他建议，多措并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继续推动中国跨境贸易以人民币计价、人民币结算；二是继续改善服务，为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三是继续扩大开放，为“引进来”“走出去”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融资服务；四是加快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继续发挥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进一步丰富人民币产品，为人民币离岸投融资提供更好的标的，推动人民币在RCEP区域使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开放，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发挥独特且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可从三个方面为推动国家高水平金融开放做出贡献：

第一，持续发挥连接内地和全球资本市场及投资者的关键纽带的作用，努力在互联互通中纳入更多的风险管理工具，以满足投资者需求。第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包括加强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丰富的人民币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继续支持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推动更迅速、更具成本效益的跨境结算。第三，推动香港与新兴市场的互联互通，积极吸引更多来自新兴市场的优质发行人和资本进入香港资本市场。

（2024年9月6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圆桌“数据要素、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由左至右依次为：沈艳（主持人）、李礼辉、Richard NASH、刘晓春、Pipit ANEAKNITHI）

多位外方专家表达了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关注，以及对各国优化数据政策并加强国际合作的期待。

PayPal全球副总裁理查德·纳什（Richard NASH）认为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氧气”，数据跨境流动是全球数据互联互通的关键，推动了创新和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对PayPal这类大型跨国公司尤为重要。当前企业所面临的数据流动的合规环境异常复杂，对跨国公司的全球业务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各国不断优化政策和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促进全球数据流动。数据跨境流动的优化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

泰国开泰银行总裁陈博文（Pipit ANEAKNITHI）表示，数据跨境流动的优化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显著增长，数据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活动中的作用愈加重要，未来数据流动的规模和复杂性都将是前所未有的。数据跨境流动的优化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私营部门应继续投资于适当的基础设施，以保护数据隐私和安全，并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放松对数据流动的限制；政府应加强区域合作，实现跨境数据流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2024年9月5日，Ashley BACON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摩根大通首席风险官Ashley BACON表示，中国在跨境数据传输方面已经推出令人鼓舞的举措，可以继续放宽政策：例如进一步减少数据分享限制或明确在华运营跨国公司所应遵循的数据政策准则。

Clay LOWERY提出，AI的发展潜力依赖于高质量的数据，但全球范围内数据流动受限的问题仍然存在。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以应对这一挑战。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建设

外滩峰会缘起并扎根上海，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建设是峰会肩负的重要使命。在峰会设置的特别专题“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科创中心建设”上，沪港两地及亚太区域相关领域的专家就上海科创、金融“双中心”建设、构建可持续科技金融体系等议题展开讨论。

（2024年9月5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特别专题“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科创中心建设”之圆桌一“科创、金融‘双中心’建设：借鉴与启示”，由左至右依次为：何建雄（主持人）、屠光绍、史美伦、霍颖励、李冰、王云峰）

外滩金融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指出，上海要实现国际金融中心与全球科创中心的相互赋能与融合发展，需要建设三个方面的“桥”。一是宏观层面的桥，连接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用金融资源来为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更好的资源配置，用科技赋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二是投贷联动，协调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三是协调好资本市场的投资与融资，使得耐心资本与资本市场的功能实现良性互动。

香港交易所前主席史美伦认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首先需要做好的一点是法治。无论香港还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成就，都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未必在同一个城市，但上海是少数既有发展金融中心的条件，也具备了发展科创中心的条件的城市。这就进一步需要上海回答好如何培训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问题，做好人才和生态圈的建设。除了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政策以外，城市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也要能吸引科技和金融领域的专才。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霍颖励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信贷、股票、债券、创业投资、保险等在内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从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来看，对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金融支持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对于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金融支持比较薄弱。现在金融支持的关键是要健全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上海金融服务体系也存在上述特征，未来进一步推动双中心的发展，要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围绕当前科创和金融领域的薄弱环节，对早期、小规模和硬核科技企业进行重点支持。

（2024年9月5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特别专题“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科创中心建设”之圆桌二“构建可持续科技金融体系”，由左至右依次为：何建雄（主持人）、尹艳林、陈文辉、刘元春、张为忠、李俊杰）

“科技金融”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的“五篇大文章”之首。上海要联动科创和金融两个中心建设、促进双向赋能，科技金融亦是重要着力点。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科技金融是大国崛起的关键，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是金融再定位的关键，这已经成为十年来社会各界最大的一个共识。但在共识之下，我们有两条深入反思的路径：一是科技创新的哪个环节最需要资金，最缺少资金？二是创新链与资金链之间的匹配，要求不同的金融工具寻找不同创新环节，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需要明确众多金融和政策工具究竟适用于哪些特定的情境，即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刘元春认为，对于前者，中国真正缺乏资金支持的并不是科创企业融资或产业化融资，而是基础研发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对于后者，当下的重点应放在如何提升当前科技创新体系内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协调配合以及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之上。

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陈文辉提出，应以股权投资基金为核心，构建可持续的科技金融体制。股权投资基金通过投资组合分散风险，能够有效降低投资失败带来的损失。股权投资基金要求大量耐心资本供给，需要在制度上确保长期投资、畅通退出渠道，形成“募投管退”全链条闭环高效运行。此外，还需构建“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实现多种金融工具的协同作用。国泰君安证券总裁李俊杰认为，这也需要金融机构主动融入到科创生态，要能够专业精准地匹配不同行业和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全链条综合服务。

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表示，考虑到银行信贷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商业银行仍需发挥科技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应深化改革，健全银行机构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加快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投贷联动模式，鼓励设立专营机构，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完善银行信贷的监管体系。

具体到商业银行自身，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张为忠认为，在“科技-金融-产业”的三角关系中，商业银行应该是资金链中的资金提供者，是资源配置的重要生态节点，同时也是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和整合者，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王云峰表示，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处于必须要转型的阶段。传统银行需要调整信贷评估机制，帮助初创的科技企业获得信贷资金。同时，金融机构还应注重培养兼具科技与金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应对未来的发展需求。

推动可持续科技金融体系建设，还需对监管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创造有灵活且有前瞻性的政策环境。陈文辉指出，监管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引导金融机构做好自己的主业与功能定位，二是监管要为金融机构的创新预留空间。张为忠建议，监管应鼓励创新，增强灵活性，并推动出台与创新相关的竞争免责政策。此外，还要做好试点工作。例如，上海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在改革开放、浦东发展以及临港政策方面，都有较好的经验，可以作为试点城市推进相关举措。彭博亚太区总裁李冰认为，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政策时应当回到服务市场参与者、促进市场发展的本源，深思熟虑、提前规划，协调推进。比如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了“金融科技沙箱”，允许初创企业在监管框架内测试新产品，就是一个值得借鉴和延续的方向。

老龄化、少子化的经济影响及对策

人口结构变化：缓慢发展的危机

老龄化与少子化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缓慢发展的危机”，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Albert Francis PARK）在外滩圆桌“老龄化、少子化的经济影响及对策”上提到。因为其缓慢，决策者往往会因重视不足而拖延行动，最后导致准备不足。因此首先要做的是与这种现状作斗争，营造紧迫感。

（2024年9月7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圆桌“老龄化、少子化的经济影响及对策”，由左至右依次为：都阳（主持人）、蔡昉、白川方明、Albert Francis PARK）

日本央行原行长、青山学院大学特聘教授白川方明指出，认为技术创新可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的观点可能过于乐观。日本的经验显示，以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导致的人口减少为代表的人口结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长期经济趋势。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长期低增长主要是通货紧缩导致的，但实际上其更多由人口结构变化等结构性因素所造成。错误解读日本经验导致了对通缩的过度恐惧和过度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这是造成本轮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

人口负增长还会使生产率增速下降。尽管在经济模型中生产率与人口增长无关，但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人口减少至少会通过影响选民偏好、降低社会接受新技术的速度、延迟跨地区资源配置、市场规模萎缩等机制，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指出，中国面临的国情及其挑战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势必要伴随着老龄化，并且始终具有“未富先老”特征。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5.4%，迈过了“深度老龄化”的门槛。预计到2032年左右，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少子化挑战，生育率低且下降速度快。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推论，2023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已经远远低于日本，正在追近韩国这一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蔡昉认为，我国的潜在生产率仍远高于处于同样老龄化水平的国家，因此有较好的物质基础来支持现代化和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目前最紧迫的需求在于养老事业和产业。同时，要把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用来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将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从私人支出转化为公共品供给，降低生育负担。此外，提高社会流动性也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从而促进生育率的提高。

朴之水认为，亚洲国家老龄化的速度比发达国家更快，许多国家在还不够富裕的时候就已步入老龄化，带来了更多挑战。政府应采取真正考虑全体人口的全生命周期方法来确保老年人口的福祉，最重要的是保障老年人的健康，这可以使政府避免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既然技术创新无法彻底对冲人口负增长的影响，那么努力增加劳动力就仍有必要。

白川方明指出，最直接的办法是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日本的经验有三：一是劳动力短缺本身就会促使工作机会增加；二是健康的老年人，日本老人很健康，长寿率是世界最高的；三是制度改革，包括延长退休年龄和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等。

朴之水表示，延迟退休是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有效措施。为使社会更容易接受，可以考虑三种办法：一是提前多年宣布提高退休年龄，以便社会有充分的时间适应。二是允许人们在法定退休年龄退休，但可以通过设立经济激励措施，鼓励大家继续工作。三是确保养老金制度的设计不会激励有生产力的工人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此外，为老年人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的投资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

蔡昉指出，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鼓励劳动者有信心和耐心对自身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公共就业服务、提高就业质量等方面，发挥促进就业的作用。

养老金融如何应对考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养老金融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工具，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养老金融主要包括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三大板块，其中养老金金融是核心，涵盖了养老金筹集制度和资产管理两方面。然而，当前我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着一、二、三支柱缺口的问题，这不仅对养老金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也对养老金融的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

（2024年9月7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圆桌“养老金融如何满足银发经济下的多元化需求？”，由左至右依次为：刘丽娜（主持人）、张晓慧、金荦、郑秉文、刘志辉、李敬）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我国养老金融第三支柱落地时间不到两年，但覆盖率很高，显著超出预期，接下来需要解决好“开户热、缴存冷”的问题，否则第三支柱将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投资收益率不佳是“开户热、缴存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资本市场改革是提振第三支柱信心的关键。此外，第三支柱内部也有改革空间，例如，当前产品种类较少，存在同质化竞争，未来可以通过扩大产品范围、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来改善现状。

兴业证券总裁刘志辉建议，完善个人养老金体系：一是政策端应尽快将试点转为常规，加大对个人养老金的财税优惠力度；二要推动建立养老金体系三支柱之间的对接机制，打通三支柱间的循环；三要推动产品端不断优化并进行全球化资产配置；四要加大全国社保管理投资人、管理人的遴选频率和力度。

长江养老副总经理李敬认为，养老金自身具有独特属性，金融机构应增强对投资人的培训、教育和宣传，推动建立合理预期，这是评判产品是否有吸引力的前提条件。养老金产品的本质是投资产品，需要帮助客户实现与其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收益最大化，而不是简单衡量收益好或不好，这要求所有投资机构要增强科学审慎的大类资产配置能力。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金荦认为，对于资本市场所需要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一般来说，养老金、保险资金非常适合扮演这类角色。但如果没有建立相对应的考核机制，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作用可能难以发挥。当前考核机制存在考核的短期化倾向、缺少合理的尽职免责容错空间。呼吁建立符合长期资金投资特点的考核评价机制，使以养老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真正成为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2023年10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引导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加强国有商业保险公司长周期考核的通知》，明确对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实施3年长周期考核。希望类似的长周期考核制度可以落地见效，以促进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在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赋能科技创新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强调，养老金融的关注点不应仅聚焦在“钱”上，更要逐渐向“人”回归。养老服务金融应该成为养老金融的重点领域，即要为老龄人口提前考虑失能、失智以后账户及财产的有效管控和有序传承。金融机构需要围绕老年群体的新需求进行供给侧改革，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从而帮助老年人获得全方位的“一揽子”金融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作为优质载体，理应牵头补上养老服务金融的短板。

气候风险、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2024年，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全球变暖的压力，气候危机已经切实存在。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温控目标，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幅度应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然而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全球平均气温已连续12个月比工业化前高出1.5摄氏度。这表明全球减排努力已经落后于《巴黎协定》。

“1.5℃的升温已成为定局，而2℃的升温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变为残酷的现实。这一局面，堪称严峻至极。”CF40常务理事、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朱云来在外滩峰会上表示。

（2024年9月7日，朱云来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就《2024外滩绿色金融报告》作主题交流）

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是非常严重而紧迫的问题，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在全球层面落实减碳目标。部分具体观点如下：

第一，实现能源转型需要全球合作，建立有约束力的全球协调机制。欧洲50集团主席、法国前经济部长Edmond ALPHANDÉRY指出，《巴黎协定》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国家自主贡献（NDC），因为其不具有强制力。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执行有约束力的、全球适用的规则，这需要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发挥领导作用并通力合作。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也提到，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重塑，但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方向仍在继续，就是走向碳中和的全球机制。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Georg ZACHMANN表示，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已经得到蓬勃发展的今天，实现减碳目标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否则可能会逐步看到减碳成本不降反增。

（2024年9月7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圆桌“能源转型下一步”，由左至右依次为：Michael G. WANG（主持人）、宁高宁、Edmond ALPHANDÉRY、Georg ZACHMANN、王大智、邹骥）

第二，加强能源转型投资。东方汇理资管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大智表示，2023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但要想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未来几年每年需要3-5万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才行，需要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朱云来认为，碳排放成本内部化后，必然促进全社会能源用户积极调整消化新增的成本压力，而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持续降低应用成本前提下的能源体系转型。建议积极扩大新能源的投资规模，推动光电、风电、水电等新能源装机逐年有序替代火电装机，实现发电体系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此外，为了增强新能源的消纳能力，还需加大对储能设施的投资力度，确保新能源的更高效利用。

第三，建立全球碳价体系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外方专家认为，碳价作为有效机制，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形成全球碳价体系。不过Georg ZACHMANN指出，同时也应该有一些相应的机制，例如通过拨款或贷款方式形成气候基金，为尚未形成碳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激励措施或融资手段，推动其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Edmond ALPHANDÉRY表示，可再生能源的销售收入规模可观，要高效利用、加快能源转型，可以把这些收入用于发展中国家，帮助它们打造清洁能源行业。

第四，中国新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出口，为全球减排做出了贡献，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采纳。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可持续增长工作组主席宁高宁表示，某种程度上，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站在领先的位置。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核能、水电和风电等方面的技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采纳。中国出口新能源设备和产品也是为全球更好减排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原特别顾问Jeffrey Sachs也认为，中国有非常大的产能来提供低成本的能源转型解决方案，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国的绿色技术，也需要中国的投资。因此虽然美欧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但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并不存在产能过剩，全球很多低收入国家都需要中国的产能。

（2024年9月7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圆桌“气候风险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及应对”，由左至右依次为：马青（主持人）、Luiz Awazu PEREIRA DA SILVA、Jeffrey SACHS（线上）、Alfred SCHIPKE、垣内隆）

第五，助力实现零碳转型，金融行业要有所作为。欧洲气候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清算银行原副总裁Luiz Awazu PEREIRA DA SILVA提出，金融业可以推动社会从高碳向低碳或零碳的转型，尽力避免出现“绿天鹅”。不过，不能仅靠金融业单打独斗，必须是包括央行、财政部在内的政府部门，以及国际机构、监管机构、资源部门，与金融业进行通力合作，通过“大联合”的形式实现。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东亚地区总裁、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垣内隆认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中应纳入气候风险管理，做好三件事：一是在公司治理与战略层面，要在董事会建立稳健的治理架构，以确保在机构的最高管理层面考虑到气候风险因素，将气候风险问题纳入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以及决策过程中。二是政策框架要优化，制定有效的内部政策框架，持续监评估气候风险管理战略的有效性。三是定期进行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

第六，中国应以更大力度改革创新，加快绿色转型。在就外滩绿色金融报告《强化转型金融的体制机制》（以下简称《报告》）进行主题交流时，CF40学术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今年是全球大选年，有可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带来冲击性和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应积极响应COP28提出的目标，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指标，加快新技术、新产业对原有技术和产业的替代速度。面对新能源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要落实三中全会的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有利于国内国际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

（2024年9月7日，刘世锦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就《2024外滩绿色金融报告》作主题交流）

本期《报告》建议，强化转型金融的体制机制。在金融体系方面，《报告》建议，下一阶段，我国应提高低碳转型领域直接融资占比，持续支持重点领域气候适应融资。充分发挥财政部门、开发性金融机构资金的撬动作用，以混合融资等方式带动民间资金支持绿色低碳转型。丰富绿色低碳转型相关商业保险产品，研究制定绿色股票相关标准，畅通绿色股权融资渠道。

（2024外滩绿色金融报告《强化转型金融的体制机制》）

AI变革的宏观和金融影响

中外专家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是革命性的，但目前人工智能（AI）的一些含义尚不明确，AI还处于发展初期，其在经济和生产力方面的潜力远未充分释放。

（2024年9月6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Jason FURMAN（线上）对话Tobias ADRIAN（右），主持人沈艳（左））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Jason FURMAN表示，人工智能的确切含义还有些含糊不清，现在常用的类型是在模仿人类的行为，但还无法成为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基本就是人类，包括创造力方面。微众银行首席人工智能官杨强表示，人工智能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还未厘清，导致其在经济和生产力方面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当前人工智能主要基于统计学原理的Transformer和Attention架构，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上限和边界仍然不明确。学术界对大模型的原理和机制仍缺乏系统研究，导致大模型的可解释性和透明性较差，限制了其在高风险领域（如金融、医疗）的应用。

从AI技术的产业落地和宏观经济影响来看，Jason FURMAN表示，虽然企业进行了大量投入，但目前尚不清楚应如何应用和改造这些模型，使其能够适应日常业务的需要。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短时间内不会带来产出的增加，只会增加劳动力投入，所以整体生产率是下降的。这也意味着短期内管理通胀的难度并没有减小，反而有可能增加，需要更高的利率来稳定宏观经济。但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使生产力有很大增长空间，这将转化为收入的增加和利率的提高。

（2024年9月5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圆桌“AI全球发展格局与中国身位：方向、差距与前景”，由左至右依次为：邵怡蕾（主持人）、杨强、彭文生、胡郁、张鹏）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认为，未来具身智能的应用值得关注。具身智能可能会在采矿业、农业、资源加工业等领域得到应用。这些行业不仅涉及体力劳动，还涉及空间导航，需要一定的灵巧性，但精确度的要求并不高。具身智能最大的潜力在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意味着产业对人工智能引入的方向可能与常规思维不同，可能成为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特别之处，也将成为中国的发展优势。

金融被认为是最具AI应用潜力的领域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及资本市场部主任Tobias ADRIAN指出，人工智能为金融业带来了积极变化——基于算法的金融交易提高了市场效率，降低了各部门的融资成本；利用人工智能改善信贷分配，提高金融普惠性。理论上，未来随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金融业还有可能实现机器自主决策。瑞银全球金融市场部亚太区联席主管Tim WANNENMACHER表示，金融业50%以上的岗位都有很大潜力通过人工智能来实现自动化和效率提升。AI不一定会大规模替代人力，但会帮助金融业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快速处理海量数据，并准确计算，帮助金融行业提高生产效率。

但就金融稳定而言，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带来了新的风险。Tobias ADRIAN认为，人工智能增加了公司层面风险管理的难度，也会扩大（对金融机构的）攻击规模，提高攻击效率，网络风险已经成为潜在的宏观关键风险。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可能擅长理解横截面风险，但是否能捕捉到一般均衡效应，而这又会如何影响金融周期，目前还并不清楚。

（2024年9月6日，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圆桌“金融领域的AI变革与挑战”，由左至右依次为：黄卓（主持人）、肖钢、Sopnendu MOHANTY、Tim WANNENMACHER、杨燕青）

在AI监管方面，Jason FURMAN认为，让人工智能发展等待监管的步伐并非明智之举。放慢人工智能部署速度同样会带来很多风险。他认为，考虑人工智能监管问题，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二，要注意人工智能偏见问题，不要把它看作是万能的。科大讯飞联合创始人、聆思科技董事长胡郁也认为，如果要求通用人工智能必须将碳基生物的情感、意识、记忆都重复一遍，那么结果可能会是“南辕北辙”。一些人类显而易见的应该具备的能力，可能并不是通用人工智能所必须具备的。

第三，监管不应该成为保护现有企业的护城河。

第四，很多解决人工智能问题的方案都与监管人工智能无关，而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税收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方案。例如，关于劳动力替代问题，人工智能可能部分取代人类，但也会增强人类的工作能力。应对不平等加剧的风险，重点之一在于投入更多教育资源。

此外，本届峰会上，中外专家在多场圆桌对话中都提及了应在AI领域形成全球性机制的相关话题。对此，智谱AI首席执行官张鹏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各方对齐认知，形成统一的标准。但前提是参与方需要有开放的态度和强大的实力，打铁还需自身硬。无论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是如此。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燕青表示，未来美国、中国和欧洲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可能都会有各自流行的一种大模型，但所有这些大模型的底层都使用了transformer的架构和自回归的人工智能范式，因此全球大模型发展依旧可以有所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