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醉因保命被转至功德林

自1956年，沈醉被转至功德林后，他的生活仿佛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用沈醉自己的话来说，这段经历令他见识到了许多过去未曾接触过的世界。在功德林，几乎每一位战犯都有着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诸如“斩颜良、诛文丑”的荣耀事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谈得多了，大家开始渐渐厌倦，于是有些人也开始谈起自己在失败时的不光彩过往。

沈醉对于这些故事的感受至今仍历历在目，各种新鲜的信息不断涌入他的脑海，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中。尽管如此，每当他谈论别人时，总会先从自己入手，毕竟“武德”要求他如此。他在功德林的第一件事，便是解释自己为何会被转送到这里。简单来说，这一切只因“为了保命”。

沈醉最初是和宋希濂、王陵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被关押在重庆的战犯管理所。当时，王陵基、宋希濂和钟彬这些人都拥有较高的军衔，而沈醉只是个普通的国民党少将，显然在地位上处于劣势。因此，沈醉深知自己并不被重视。在这些高级战犯之中，王陵基无疑最为显赫，他是功德林里唯一的国民党上将，曾是四川的地方大员。宋希濂作为黄埔一期毕业生，亦是一位响当当的名将，沈醉曾亲耳听陈赓对宋希濂的关心，使得他对上将的威风感到深深的敬畏。

然而，一次意外改变了沈醉的命运。沈醉在重庆的战犯管理所被一群参观者认了出来。人群中激动的情绪迅速蔓延，有人冲上前问他：“你把我的亲人抓到哪里去了？”一时间，局势十分紧张，差点被暴怒的人群围殴。幸亏管理所的人员及时介入，费尽口舌才将他救出。此事引起了上级的关注，显然沈醉不能再待在重庆，于是他被“破格”调往了北京的功德林。

这也使得特务群体在功德林中的形象尤为尴尬。在《特赦1959》中，特务们往往备受他人排斥，甚至连特务头子康泽都不得不通过展示自己是国军中将的身份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沈醉作为特务群体中的“清流”，却凭借着较好的人缘很快被其他战犯所接纳，并且最终在第二批特赦名单中被释放，这足以证明沈醉在人际关系上的独特魅力。由于沈醉在重庆和北京的战犯管理所都待过，令他对许多事都了解得颇为透彻。

二、王陵基因绰号的原因丢失四川

沈醉在与王陵基的交往中，逐渐了解到许多关于王陵基的有趣事儿。王陵基曾是四川的地方权贵，虽然后人常常将他与四川的八大将领并列，但王陵基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自己应该凌驾于其上，独占鳌头。而王陵基为人暴躁，脾气火爆，屡次因为杀人而让人心生畏惧。因此，他在江湖上有个“王灵官”的绰号，这一名号让人提起来心生惧意。

王陵基的被俘也是一段颇为奇特的经历。当时，他本计划投奔李文，但得知李文部队已投降后，担心自己会被作为战利品交给解放军，于是他选择逃往洪雅的一个寺庙。春节临近，寺庙没有春联，而王陵基恰好是个书法高手。于是他自告奋勇，给寺庙写了春联。没想到他的书法技艺太过精湛，引来附近村民纷纷前来请他写春联。王陵基顿时感到十分不安，生怕被认出来，只得再次逃走，但最终还是在江安被自己的部下认出，随后被解放军俘虏。

每当提到这件事，王陵基总是无奈地表示，正是因为他的“王灵官”绰号，才导致了自己最终被捕的悲剧。他的这些往事令沈醉等人感到好笑，但也对这位“王灵官”的绰号有了更多的理解。

三、宋希濂、钟彬名字的误会

就在大家笑谈王陵基的故事时，另一位战犯徐远举突然大声说道，王陵基的被俘与四川丢失的事情并非完全是王陵基的责任。徐远举指出，实际上，宋希濂和钟彬这两位也应该负有责任。宋希濂一听，立刻气愤地回应，表示自己当时并非希望战败，而是在被围困时，甚至一度打算自尽，是被手下拦住的。钟彬更是替代了他，接任了14集团军司令，怎么可能与四川的失守有关？

徐远举并不在意宋希濂的愤怒，他笑着解释道，四川百姓早已传言，王陵基回川扫台时，许多人认为宋希濂和钟彬是国民党“送终”的代表。正是这巧合的“扫台”和“送终”之说，似乎将四川丢失的责任推到了他们的身上。沈醉听后，心里虽然有些感慨，但也不得不承认，历史的解读常常充满讽刺与巧合，正如他所感叹的：“得民心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