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原理

作者：路乾日期：2023年12月13日

张五常教授最近提出要将通胀率提高到6%，引起了舆论的巨大争议。不奇怪，提高通胀率的建议历来会引发不小的争议。重要的不是建议是否被采纳，而是这些建议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本文尝试回应舆论及学界对于张教授通胀建议的批评。

一、长期发展与短期通胀的关系

长期发展由制度、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短期经济绩效则由货币决定。张教授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产权与合约，属于新制度经济学，当然知道制度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笔者常年调研制度问题，也知道制度改革一旦突破，会带来投资及经济增长。我国城乡关系、国有经济、行业管制、金融结构，依然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改革对于中长期发展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制度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非一朝之功。如果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但制度改革没有发生，那一定是种种成本阻碍了变迁的发生。内地喊改善营商环境很多年，但是领导一换环境就变；说地方债务谁家的孩子谁抱，但是经济形势差了，又可能回到预算软约束的老路上去；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立了法，但是房地产市场下行，地方财政吃紧，土地入市又放缓。当然有局部改革的空间，但是阻碍改革的某些成本不是短期内能降低的。

然而，通货紧缩却是当下面临的棘手问题。如果是生产率提升带来的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通货紧缩并不可怕。因为名义收入不会下降，失业不会大幅增加，而人们的生活成本是显著降低了。这是我国在过去几十年制造业发展及生产率提高讲述的故事。

但这显然不是当下通缩的故事。名义GDP下降、包括房地产与股市在内的资产价格水平下降、企业纷纷裁员、投资及消费需求不足，意味着经济进入了名义收入与实际增长下降导致的通货紧缩。即使货币供给量M很大，但企业及居民的货币需求大幅提高，致使货币流通速度V下降，从而带来名义收入（MV=NGDP）增长的大幅下降。

这种通货紧缩的危害是极大地，收入下降会造成债务危机，居民及企业因为缺乏收入而破产，企业也因此大幅裁员，失业上升，实际增长速度下降。更重要的是，通货紧缩会带来恶性循环，预期减弱导致企业及居民进一步持有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速度，若不及时制止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应对通缩的方法，就是张五常教授所言，使用货币政策制造通货膨胀。这并非张五常教授异想天开，而是弗里德曼在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里，基于大量实证资料所得出的政策主张。上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大萧条，就是因为美联储在面对通缩时无所作为，导致经济陷入长期深度危机。美国最终靠改变金价对美元的比率，通过美元贬值来制造通货膨胀，才阻止了大萧条的加深。

通货膨胀有助于改变企业收入，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在一定时期内上涨较慢，企业会在短期内改善收入，从而增加投资及就业，拉动需求和带动实际经济增长。也就是说，货币虽然在长期是中性的，但在短期是非中性的。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盯住通货膨胀率（inflation targeting）还是价格水平（price level targeting），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率、准备金率、汇率，还是通过购买债券及股市资产，是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货币政策要设定明确的通胀目标，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达到这个目标，才能改变人们的预期。一旦预期形成，不需要发行大量货币就可以实现通胀目标。

二、价格粘性、通货紧缩与市场机制

有观点认为，应对通货紧缩的方法应该是允许价格下降，让市场自发调节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哈耶克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曾希望通货紧缩能够打破僵硬的价格，让价格回到市场供需自发调节的机制。如果价格能灵活调整，或者雇佣关系变得更加灵活，企业支付的工资下降，企业就不会裁员。实际上，如果企业雇佣员工采用的是计件工资，订单减少会带来工资的自动下降，也就不存在失业。

问题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经济活动中大量的合约并非计件合约，各种商品合约的价格条款也不易调整。只要去一躺超市，或者去电商网站浏览一下，看那些长期不变的商品价格就可以知道了。超市及网商当然会有非价格的促销活动，但那毕竟不是价格的直接调整。实际上，今年的双十二与双十一相比，许多商品的价格没有下降。如果企业不怕砸了招牌，要大幅降价，就要准备好迎接消费者的恶评惩罚。

工资合约也是如此。计件工资之外，还存在着大量价格不易调整的计时工资，企业给员工交的社保也没有大幅下降。涉及到复杂的制度成本，工资刚性不是短期内能变得灵活的，企业裁员是迫不得已了。

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承认依靠通货紧缩来打破价格刚性的愿望是不现实的。由于体制成本的存在，许多成本不容易降下来，通货紧缩不必然打破价格刚性。哈耶克承认，通货紧缩不会改善市场调节机制，通货紧缩没有任何功能，对经济是有害的，要采用一切方法防止名义收入的下降。

三、企业家信心与通货膨胀

反对通货膨胀的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经济问题的核心是企业家缺乏信心，靠通胀刺激能恢复企业家信心吗？

李井奎教授批评张五常教授的文章，就是围绕这个角度展开。李教授说，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是企业家的本能冲动，通货膨胀带来的利润预期固然会影响企业家的决策，但并未触及到企业家真正重要的那些主观方面。

笔者同意企业家信心的形成机制较为复杂，在理性计算之外有其主观的方面，但是李教授并未提及“那些主观方面”究竟指什么。企业家内心精神世界的研究，需要通过基因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综合深入研究才能发掘，但目前的问题是，在那些因素机制还说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等待企业家精神自发地恢复吗？鼓励的话语、榜样的力量、贴心的交流、企业大佬的讲话，目前看来效果不大。

企业家要看到是实际效果，是订单的增加、利润的上涨，而不仅是鼓劲、给信心。当企业家看到收入持续下降，不得不裁员的时候，信心从哪里来？凯恩斯曾说过，“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换句话说，“等企业家自发恢复信心了，我们都死了”。

四、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

凯恩斯支持财政政策，因为他认为财政乘数效应大于1。但是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这个观点。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Valerie A. Ramey教授，在其2019年发表的文章中，总结了2010年至2019年期间发表的若干实证研究，她发现，平均来看，政府支出乘数很可能在0.6到1之间。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几乎起不到太多拉动总需求的作用。

对于财政政策的无能为力，理论上的一种解释是，货币政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如果财政政策导致通货膨胀超过预定的目标，为了避免通胀的恶化，货币政策会反向调节，其结果是财政政策无效。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是比财政政策更有效的工具。

我国的情况或许与美国有一些不同。如果财政政策可以投向提高生产率的方面，或许可以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例如，如果财政政策用于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将原来单位自建房形成的老破小予以拆除改造，可以提高大城市市中心的服务业产值及土地利用效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

但是，也应该看到，伴随基础设施的完善，我国能用于财政投入的方面也在减少。过去形成的大量基建导致了资源的闲置浪费，以及较高的地方债务。地方债务的很大比例并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偿还利息。因为许多地方政府不敢让国企破产，干脆寅吃卯粮，用借新还旧来偿还利息，从而维持债务链条不破。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恶化地方营商环境，通过罚没等各种方式，提高企业经营面对的体制成本，从而在长期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效果不大，但弊端却不少。

实际上，包括新凯恩斯学派的主流学术观点，是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能起到更大的作用。甚至连克鲁格曼也认为货币政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嘲笑那种盲目依靠财政支出的想法是庸俗凯恩斯主义。

五、改革与通胀的关系

如前所述，通货膨胀解决的是短期问题，长期来看，还需要通过制度改革来解决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以土地空间为例，有很多能够通过制度改革来提高企业投资的方面：

1、如果能够推动小产权房合法化，能创造出一个巨大的住房市场，也可以为大量打工者提供类似于保障房的低成本的居住空间。

2、如果能优化三旧改造的流程，比如降低投票同意的比例，能极大地推动三旧改造的投资。

3、如果能为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确权，完善相关制度及司法判决，可以提高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企业改建厂房的动力，也让有上市需求的企业更容易满足条件。

4、如果能优化耕地、基本农田的空间配置，使其更加连片集中，不但可以提高耕地保护的效果，也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

上述仅是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就可以带来巨大的投资及增长空间。其他领域如外汇、金融、航空、企业全球化、营商环境、社保等诸多方面仍有较大的改革空间。

在体制成本没有下降、改革没有启动时，仍需要通过货币政策避免问题的恶化。通货紧缩未必会带来价格的重新调整，相反，如果发生大规模失业，我们无从判断社会观念会怎样变化。面对失业，民众是否会支持更多的政府干预？是否会支持政府投入更多更大的基建工程，让国企增加更多的雇佣，或者要求政府有更大的赤字及债务？世纪之交，阿根廷因为应对危机不利，致使国家主义政府上台，就是一个教训。

六、为一线希望写文章

张五常教授已经88岁了。他已经著作等身、开宗立派，在学术成就上没有什么遗憾了。为什么教授还要冒被网民攻击的风险，要大声疾呼通货膨胀呢？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建议会带来争议，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世事复杂，而经济学者不可能凭文章改变社会。或许，答案隐含在他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的前途》的序言中：“假若时间的巨轮能向后转——假若时光可以倒流——让我们站在以往二百年的任何一个年代，然后向前看，有什么希望可言呢？中国的形势不是大好特好，但二百年来，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

是的，为一线希望写文章。